1979年1月28日到2月5日，邓小平对美国进行了为期8天的访问。虽然其时邓小平只是国务院副总理，中国的最高领导人还是“英明领袖”华国锋，但美国人显然清楚邓小平在中国的真实分量，因此除了迎接礼炮少了2响之外，其他一切接待规格都是国家元首的礼遇。对邓小平来说，5年前曾率领中国代表团参加过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这是第二次到美国。
这次出访是非同寻常的，不仅是自1979年1月1日中美建交后中国国家领导人第一次访问美国，而且邓小平以其独特的个人风格到处穿梭，时而坐公共马车绕赛马场一周向观众致意，时而坐进航天飞机进行模拟着陆，又去赴标准的牛仔晚宴，还穿着毛式制服戴着牛仔帽观看骑士表演。美国人熟悉的以往的共产党国家领导人的形象是僵硬的，如莫洛托夫的只会说“不”，赫鲁晓夫的粗俗无礼，葛罗米柯的千年铁面，勃列日涅夫的结巴念稿。邓小平的表现完全不同于这些人，使美国人大为惊讶且好感顿生，以致引出了“邓旋风”的美誉。
在访美的8天中，邓小平以不知疲倦的精力与美国卡特总统及其他美国官员会谈，会见了数以百计的议员、州长、市长以及企业界和文教界的知名人士，在不同的场合向数千人直接发表讲话，并回答了一批又一批记者提出的问题。美国三大全国性电视网用了大量黄金时间转播邓小平的活动，被人戏称为“邓小平时间”。
更加引人注目的是，谈笑风生之下，邓小平却另有一副面孔。他一路频频出语抨击霸权主义，对越南警告连连。
“世界战争的危险仍然存在，而霸权主义是国际和平和安全的最大威胁。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和平不是靠乞求所能够得到的。想要维护世界和平，就必须反对和遏制霸权主义，打乱战争策划者的战略部署。”
“我们不能允许越南到处捣乱，为了世界和平和稳定，为了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可能不得不做我们所不愿意做的事情。”
“尽管中国条件有限，但我们一定尽最大的可能支持民主柬埔寨。”
“中国人民坚定不移地站在柬埔寨一边反对越南侵略者。中国永远站在被压迫被侵略的国家和民族一边，反对霸权主义的侵略和奴役，为了国际和平和稳定的长远利益，我们将坚决地履行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甚至不惜承担必要的牺牲。”
显然，中越之间发生了大事。
中美自1972年在上海发表《联合公报》之后，因为各自国内的政治局势动荡，相互关系一直进展迟滞，建交过程一波三折。直到邓小平复出和卡特上台以后，双方才突然“加速度”，在1978年的半年内达成了协议，宣布两国政府自1979年1月1日起建立外交关系。在1978年12月14日，卡特向邓小平发出了访美邀请。本来卡特估计如此重大事件，邓小平至少要在半年后才能成行。不料，“邓旋风”突然刮起，邓小平在24小时内就做出了决定，1979年1月份访美，让美国人始料不及。
在邓小平不断发出抨击霸权主义的声音之后，美国人突然发觉，除了中美建交的大事之外，邓小平此行还另有目的。
面对邓小平的咄咄逼人，美国人的心态是复杂的。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格局分裂为以美国和苏联为首的东西方两大阵营。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针锋相对，为了各自的利益在全球进行争夺，冷战和热战交织，可谓烽烟不断。
1949年后的中国是以共产主义为意识形态的国家，因此向苏联一边倒，并为了保家卫国和肩负自己的社会主义阵营国际义务与美国在朝鲜进行了一场血战，双方在20多年里成为了死敌。然而1950年代末风云突变，中国与苏联在意识形态上发生了争吵，并逐渐恶化到国家关系，甚而到1969年两国在珍宝岛兵戎相见，几乎引发全面战争，苏联取代美国成为了威胁中国国家安全的最凶恶的敌人。
中国囿于意识形态而同时与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国和苏联为敌，两面出击，虽然调门很高，但明显实力远远不够，风险极大。也正因为如此，为了国家安全，毛泽东才断然扭转航向，与“最大的帝国主义分子”尼克松握手，中美走近，形成联手抗苏的国际格局。
美国本来在国家实力上对苏联处于领先地位，然而因为错误的卷入越南战争，长期陷在东南亚，不但损兵折将，而且引发国内强大的反战浪潮，弄得狼狈不堪。而苏联则从1960年代末开始在全球加快扩张脚步，实力急剧膨胀，形成了苏攻美守的格局，苏联一时占了上风。在这种情况下，中美联手有利于抗衡苏联的攻势，是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的。
越战，这是一代美国人心灵上的伤疤。美国派出几十万军队，在越南打了10年，花费2000亿美元以上军费，战死5万多人，战伤30万人，最后却一无所获地跑路，实在是羞于提起。更让美国人感到气结的是，美国这一战只是输在了政治上。在军事上美国人一直占着明显的优势，大小战场主要是美军在攻击扫荡，不论是北越人民军还是越南南方解放阵线的越共游击队都不是对手，双方的伤亡根本不成比例。但是美国就是无法越过北纬17度线进攻北越，不能彻底打掉越共的战力基础。因为越南背后站着中国，中越之间是“同志加兄弟”的亲密关系，中国全力援助越南，甚至直接出动人民解放军的高炮、铁道、工程和通信部队入越协助北越进行国土防空作战和担负道路保障任务。鉴于朝鲜战争的教训，美国没有出动地面部队越过17度线，只是派出空军轰炸北越。但这样根本无法解决战争，只能年复一年的陷在越南，士气疲惫，国内反战，政府威信扫地，国家实力衰落，看不到胜利的希望，最后只能狼狈撤出越南。就在昨天，因为共产党中国的援助，美国无法在越南战争中取胜。到了今天，共产党中国却开始威胁越南，甚至要诉诸武力。真是让美国人情何以堪，哭笑不得。
早在邓小平复出不久，台湾的蒋经国就有了一些预感。他在和幕僚开会的时候说道：你们认为邓小平好对付一些，那是你们不认识邓小平。我认识他，在苏联留学的时候我们就是同学。我的感觉是，邓小平这个人很强硬，实际上比毛泽东更难对付，未来两岸的局势只会更加复杂。
果然，邓小平复出之后的第一次国际舞台亮相，也是他一生中的最后一次国际出访，就显示出了军人式的强硬风格。中国和越南多年的战友情谊，在邓小平的锋芒之下，已是天翻地覆。
从“同志加兄弟”变成“不能允许越南到处捣乱”，中国和越南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中越关系可谓剪不断，理还乱，历史上曾经几度分合，堪称千年恩怨。从秦始皇征服古越人聚居的南越国，汉武帝开疆拓土建立交趾郡开始，直到五代十国末期安南独立建国，越南中北部地区在中原王朝郡县统治下长达1000多年，越南史书将这段年代称为北属时期。
因地处偏远，交趾地区经常发生叛乱，中原王朝则坚持出兵镇压。比较有名的是东汉初年，交趾郡两个女子征侧、征贰扯旗造反，声势很大。汉光武帝刘秀派伏波将军马援万里南征，一直打了两年多，终于剿灭叛乱，将征侧、征贰斩杀。马援还一鼓作气将汉朝版图向南推进到湄公河口，大震了中国声威，万里间关马伏波之名也流传于世。当然，在越南历史上，征侧、征贰是反抗北方王朝的民族英雄，至今还留有“二征夫人”庙的古迹。
唐朝时在交趾设立了安南都护府，自此交趾地区被改称为安南。到了公元939年，中原陷入五代十国混战时期，南汉政权的将领吴权脱离自立，越南历史上称为吴朝，但还未能被中原王朝所承认。公元968年，有个叫丁部领的人削平了一些地方势力，割据安南地区建立大瞿越国，越南历史上称为丁朝。
宋太祖赵匡胤统一中原，向南灭掉两广一带的南汉政权，却就此息兵，没有继续进军剿灭丁氏政权，终于使安南地区脱离了中原王朝的控制。公元973年，赵匡胤册封丁部领为交趾郡王，意味着承认其为藩属，已经不把安南作为郡县对待了。赵匡胤的这一举措令人浩叹。其时的宋军是百战精锐，战斗力自不用说，何以不能征服安南叛军？有说法是当时宋军连续战斗，已师老兵疲。且南方地区气候炎热，疫病流行，粮草不济，宋军才不得不止步。然而从汉到唐，哪一代的南征之军不是深入不毛，唯宋军而不能？实际上早在此之前，赵匡胤平灭后蜀的时候即以玉斧划大渡河为界，“此外非吾有也”，使大理国也未能统一于宋。可以看出，支配赵匡胤行为的是他的政治考虑。中原地区、燕云地区是北宋王朝的命脉所在，江南为国家钱粮之宝库，岭南地区广大，更是保障江南的后方，必须争取。而大理和安南之地，僻处荒远，不好管理，付出大于所得，自然不在赵匡胤眼内。至于漠北西域，更不是赵匡胤所追求的了。归根到底，赵匡胤不是汉武帝、唐太宗那样在开疆拓土上气魄雄远的帝王，他的文治武功，基本局限在传统的中原王朝范围内。宋朝不能复制强汉盛唐景象，终至武力衰弱，长期被外患所困，是和赵匡胤本人的局限有重要关系的。
有宋一代，安南不断伺机向北扩张，两国经常发生摩擦。比较厉害的一次是宋神宗年间，安南大将李常杰率8万大军侵入岭南，攻克邕州（今广西南宁）、钦州、廉州（今广东湛江）等地，屠杀宋朝军民10余万人，掠夺了7、8万妇女和儿童。宋神宗派大将郭逵率10万宋军南下，双方大打出手，安南军战败，又被打回了本土。总的来说，宋朝主要是进行自卫反击，并没有对安南采取更大的军事行动。
元朝时候，蒙古骑兵席卷欧洲威震世界。元世祖必烈前后多次出兵深入安南意欲征服，都因为安南人的坚壁清野和气候酷热而接连失败。
明朝建立后，明太祖朱元璋将安南定为“不征之国”。到了永乐时期，安南发生内乱，明成祖朱棣乘机出兵一举收复安南，将其置为明朝郡县，把中国版图推进至现在的越南中部，这是历史上中国最后一次控制越南。但安南脱离中国已久，民心早已不复。加上派去统治当地的明朝官吏横征暴敛，遭致安南人的起义反抗。明朝派军进剿，安南人则打起了游击战。前前后后打了29年，明军多次惨败，打得筋疲力尽。最后明宣宗朱瞻基决定放弃安南，准其独立并对明朝称臣纳贡，遂将明军和官吏撤回本土。率领安南人抗明复国成功的黎利成为民族英雄，自立为帝，建立了后黎朝。
清朝入主中原后也与安南打了几仗，乾隆皇帝自诩的“十大武功”中就有征安南之役。不过清军并没有打胜，因为前线官员的欺上瞒下，双方都认为自己是胜利者，稀里糊涂地罢兵言和，恢复了藩属关系。到了清仁宗时期，嘉庆皇帝重新给安南起了一个国名：越南，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清朝末年国势衰落，法国人乘机侵入印度支那地区，欲殖民越南。清朝坚持对越南的宗主权，中法之间爆发了大战。当时除清朝正规军入越作战外，农民起义领袖刘永福也组织了黑旗军进入越南抗击法军。尽管清军在战场上打得很英勇，还取得了镇南关大捷之类的胜仗，但是因为清政府的腐败软弱，法国终于不胜而胜，中国则不败而败，两国于1885年签订《中法新约》，清朝放弃对越南的宗主权，越南沦为了法国的殖民地。
在越南的现代史上，有一个人物是举足轻重的，他就是越南国父胡志明，直到今天还被全越南人称为胡伯伯。胡志明原名阮士清、阮爱国，1890年出生于越南义安省南檀县。年轻时代的胡志明就走南闯北，到过欧洲、非洲、美洲，亲眼见证了各殖民地人民的苦难，从而确立了推翻殖民制度解放祖国的志向。胡志明是类似列宁、孙中山这样的人物，无论吃饭还是睡觉，一天24小时所思所想都是如何进行革命，实在令对手头痛不已。一个组织中能有这样的人物，总是会搞成事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胡志明到了法国巴黎，在俄国革命的影响下，他成为了共产主义者。也是在这段时期，胡志明认识了周恩来、陈延年、赵世炎、王若飞等日后的中国革命巨头，这些人都是当时流行的共产主义小组织中的积极分子。此后，胡志明又到了莫斯科和广州，撰文演说，到处呼吁殖民地人民起来革命，为争取民族独立而斗争。
正是在广州，胡志明争取和改造了一些越南爱国团体，创立了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和举办了特别政治训练班，培养了一批越南革命骨干，打造了自己最初的班底，其中就有日后的越共领导人范文同、黄文欢等人。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胡志明整合了越南的几个共产主义组织，于1930年2月在香港成立了统一的越南共产党，从此担负起了领导越南革命的重任。历史上越共曾几次改名，先后改称印度支那共产党、越南劳动党，越南全国统一后又改回越南共产党。以下均简称为越共。
胡志明本人深受共产国际的信任，又长期生活在中国，和中共的关系也很好。相反，在越南国内根基并不深，影响力不如在本土坚持斗争的独立运动领导人。在法国殖民者的严厉镇压下，越南本土的独立运动领袖潘佩珠被法国殖民当局囚禁至死，本土独立运动力量逐渐式微，为胡志明和越共的崛起提供了历史机遇。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法国在欧洲战败投降，日本乘机派兵先后侵入越南的北部和南部。法国总督向日军投降，接受日本对印度支那的控制。胡志明于1941年从中国回到阔别30年的祖国越南，在长征、范文同、黄文欢、武元甲等人协助下整合成立了“越南独立同盟”，通常称为越盟，实际上是越共领导的统一战线组织，打起了民族和民主的旗号，团结全国人民组织开展领导越南的抗日战争。越盟建立了抗日游击武装，以中越边境为根据地，开展武装斗争，不断扩大力量。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胡志明即成立越南民族解放委员会，相当于临时政府，自己亲任主席，领导发动全国总起义。太原、河内、西贡、顺化等地相继解放，越南阮氏王朝的末代皇帝保大被迫退位，史称“八月革命”。9月2日，胡志明在河内巴亭广场50万人庆祝大会上宣读《独立宣言》，越南民主共和国就此诞生。
日本投降了，法国人又卷土重来，意图继续在印度支那维持落后的殖民统治。因为法军武器先进兵力强大，胡志明不得不和越盟政权撤出城市去农村坚持游击战争。这一段时期是艰难的，单靠越盟自己的力量难以取胜，胡志明努力地四处求援。当时中国正在解放战争的激烈进程中，胡志明理所当然地要求老大哥苏联给予自己援助。斯大林的战略重点是在欧洲，力图维持与美国的平衡关系，保住苏联在雅尔塔体制中得到的成果，对中国革命都不看好，更不要说越南革命了。所以苏联并没有给越盟以多少实际的帮助。
当时越南大部分地区和交通线都被法国殖民者占领。在法军的不断扫荡下，越盟控制的解放区被分割成互不相连的若干小块，且日益被压缩。越共中央在2个连护卫下隐藏在越北太原、宣化省交界处的山林里，越盟军队则缺粮少弹，无法集中作战，化整为零分散在方圆几百公里的高山密林中，士气低落，形势非常困难。
转机终于到来，1949年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人民解放军打到了中越边境，胡志明和中共取得了联系。为了求得中国援助，胡志明不顾年迈的身体，于1950年1月秘密北上，徒步17昼夜穿越越北地区的高山密林进入中国，再跋涉万里到达北京。对于中共来说，越共是国际共运中的小兄弟，胡志明是中共的老朋友，和毛泽东、周恩来等人都有良好的个人关系。支持越南争取民族独立的解放事业，是中共所肩负的国际主义义务。从地缘政治上说，不让帝国主义兵临中越边境，也是中国国家安全的重要所在。因此，中国除了不能直接出兵外，开始在物资和军事上对越南全力援助。当时中国是世界上唯一对越南进行援助的国家。
中国自己刚刚解放，国民经济也很困难。但毫不吝啬地将大量宝贵的战略物资运往越南。从1950年到1954年期间，中国就向越南提供了各种枪支116000支（挺）、各种火炮420门、大批配套的弹药以及通讯和工兵器材等。还帮助越南在中国境内整训军队，越南人民军早期的几个主力师大都是这个时期完成正规化的。中国又在昆明设立步兵学校，训练了大批的越南人民军军官。另外中国还派出了军事顾问团协助越方进行抗法战争。著名的陈赓大将就是在这时进入越南，帮助越军总司令武元甲实施了边界战役，歼灭法军8000余人，解放了越北的高平、谅山、太原等城市，打通了长达1000多公里的中越边界线，一举扭转了战局。在此期间，越盟进行了整党、整风、整军、土改、社会主义改造等一系列运动，将原统一战线中的左中右翼组织全部清除出局，建立起了越共在北方的牢固统治。
因为有了中国作为坚强后盾，法军虽然在越南几易统帅，但战局仍日渐不利。法国人这时使出了杀手锏，于1953年11月空投了1万多军队在越西北的奠边府，准备“中心开花”，吸引越军进行决战。这确实是一场决战，打了55天，最后的结果是法军倒被全部歼灭。这一战彻底打掉了法国人的信心，迫使法国政府签订了《日内瓦协议》，从越南全部撤出，结束了法国在越南的殖民统治。越南北方得到全部解放。
就是这个《日内瓦协议》，以北纬17度线为界，将越南临时分为北、南两个部分，准备在国际监督下进行全越南的民主选举。当时包括胡志明在内的越共高层都想一鼓作气解放南方，而中共则考虑到美国正对东南亚地区虎视眈眈，越南问题激化恐怕会再次让中美摊牌。当时苏联已经调整了对外战略，寻求同西方缓和。中国国内也在进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和社会主义改造工作，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出于中国国家利益的考虑，中共竭力劝说越共做出让步，暂时接受北、南分治，以免好不容易谈成的日内瓦会议成果流产。周恩来当时起了很大作用，四处进行穿梭外交，费了很大力气来说服越共高层。最后虽然越共同意了《日内瓦协议》，但却是忍下了一口气，特别是像黎笋这样出身南方局的越共领导人，对中国深怀不满，种下了日后中越翻脸的种子。
《日内瓦协议》明确的全国选举最终流产，因为美国人卷了进来。自从朝鲜战争后，美国就致力于在全球防止共产主义扩张。眼看法国人撤走，越共的力量日益强大，越南恐怕要沦于共产主义之手，美国这个世界宪兵就自动介入了越南事务。美国首先纠集英国、法国、澳大利亚、菲律宾、新西兰、泰国、巴基斯坦等7个国家搞了一个军事同盟性质的《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将南越、老挝和柬埔寨都纳入到所谓的“条约保护国”，为干涉东南亚各国的事务制造了借口。从战略上说，美国搞《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是继以东北亚的韩国、日本、台湾连成的第一岛链封堵中国后，又在东南亚从菲律宾到中南半岛再次形成包围圈，威胁中国，同时挤压苏联海军再下的战略空间。南北相望，互为犄角，这一战略手段不可谓不毒。在战术上，美国又于越南南方扶植起吴庭艳政权，成立了所谓的越南共和国，进行代理人控制。吴庭艳在南方推行反共政策，大力镇压越共组织和民主运动。北越和南越就像当年的北、南朝鲜一样，互相敌视，日益摩擦，和平的曙光闪而即逝。
对于北越来说，解放祖国是义不容辞的神圣使命。既然和平统一无望，那就武力统一。于是越共在南方组织武装力量，与南越政府军展开游击战。美国则直接出手，于1961年发动“特种战争”，出钱、出枪武装南越政府军，并出动了美国军队进入南越镇压越共游击队。北越也毫不客气，在南越建立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并秘密派遣北越正规部队渗透进南方，和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武装力量一起开展全面的武装斗争。这就拉开了越南抗美救国战争的序幕，双方陷入了长期的扫荡与反扫荡的胶着战。
1964年8月，美国约翰逊政府以美国军舰在北部湾遭到北越海军袭击为由，扩大战争规模，大量派遣军队进入南越，并出动空军越过北纬17度线轰炸北越。北越则针锋相对，出动更多的北越人民军进入南方，发动一系列正规战役，攻打大城市，不断扩大和巩固解放区。在此期间，中国一如既往地坚决支持越南的祖国解放事业，加大援助力度，并先后派出人民解放军防空、工程、铁道、后勤、扫雷部队共32万余人入越协助作战。在整个越南抗美战争期间，中国援越高炮部队共对空作战2153次，击落、击伤美国军机3315架，俘虏、击毙美军飞行员211名，为粉碎美军对越南北方的轰炸威摄做出了重大贡献。中国海军也出动舰艇到北越海域扫雷526艇次，扫雷航程17500海里，清扫面积200平方海里，相继疏通了海防、鸿基、锦普等港口及东北群岛各航道。毛泽东当时就对胡志明说过：“我们是一家人，要人给人，要物给物，要多少给多少。”三年大饥荒后的中国人，自己身体还很虚弱，一次就给了北越200万毫升血浆。中国10万余铁道兵、工程兵自带机械油料苦干3年，抢修被美军飞机炸坏的铁路设施1778处，新建和改建了越南北方的铁路线577公里；修筑干线公路7条，总长1206公里；还修筑了桥梁305座、涵洞4441座，建成机场2个，筑成坑道239条、永久临时码头9个、掘开式永备工事123个、海底电缆15条。
为了更有力地支援越南南方，中国还每年支付大量宝贵的外汇给柬埔寨的西哈努克亲王作为“买路钱”（毛泽东语），从而开辟了一条借道柬埔寨过境直达越南南方的交通补给线，这就是著名的“胡志明小道”。这条交通线从越南北方的新邑开始，经越南、老挝边界间的长山山脉、老挝的车邦、拉哈，一直向南延伸到越南南方与老挝、柬埔寨三国交界的班达盛地区。通过这条狭长的补给线，源源不断地将中国、苏联及其他国家的大量援越物资和北越新锐部队投入越南南方战场。美军、南越军当时发动了多次“扫荡”和突袭，费尽心机也无法阻断这条交通线。
1965年以后，苏联开始援越。虽然其时中苏关系已渐趋恶化，但中国还是允许苏联的援越物资过境。到1966年4月，中国免费转运的苏联等国援越的军事物资达8.5万吨。从1965年到1975年，在越南抗美战争的10年中，中国转运苏联和其他东欧国家的军事物资共63万吨，免收过境运费8300万元人民币。苏联方面曾称赞中方的转运工作是“认真的，搞得好，搞得快”。
为了方便北越接收援助物资和防空需要，中国还将北部湾中当时隶属海南岛的浮水洲岛移交给北越使用。
浮水洲岛（也称夜莺岛）位于北部湾的中心位置，距海南岛最近处135公里，距越南海防市91公里，总面积约5平方公里。岛的西、南部为平坦沙质土地，中部至东北部为马鞍形山岭，最高点海拔53米。平坦部分已辟为耕地，山岭部分则长有高草。近岸为广阔的岩礁底浅海，是鲍鱼、海参等海珍品生物栖息地。浅海以外，则是富饶的拖网渔场，盛产红鱼、鱿鱼、石斑鱼等名贵鱼类。
历史上，中国的广东、海南等地渔民长期把浮水洲岛作为鲍鱼生产基地。1937年，法国殖民者出兵侵占了浮水洲岛，将其命名白龙尾岛。1943年，日本人又统治了该岛。日本投降后，法国人重占浮水洲岛。1950年海南岛解放，国民党残军40余人逃上浮水洲岛，并以其为基地骚扰大陆和海南。1954年，《日内瓦协议》签订后，法国人从岛上撤走。1955年7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浮水洲岛，将其隶属于广东省海南行政区儋县管辖。当时岛上有居民64户，249人(男127人、女122人)，全部是中国汉族人，讲澹州(海南澹县)话。岛上还有庙宇一座，奉祀天妃娘娘（即妈祖）和伏波将军（即马援）。庙内有铁钟一口，系光绪三年(1877年)所铸，首事人是海南文昌人符连明、符怀积等。
1957年，根据中国政府与北越间的协议，中国将浮水洲岛移交给北越，北越沿袭法国人称其为白龙尾岛。对于移交过程，当时的中方代表、原海南军区副司令马白山有过一段回忆：“1955年解放军解放了浮水洲岛。解放军驻此岛上，岛上有工事。部队一个连队驻守岛上，也管理老百姓。1957年3月，上级指派我为代表，把浮水洲岛移交给越南，越南来的代表，也是一个军分区的副司令。当时有文件，说委任马白山作为移交浮水洲岛的全权代表，同去的还有当时的海南区党委的一位副书记。移交时，部队撤，老百姓不动。有的老百姓不高兴。说我们是中国人，为什么要变成越南人。其他设施，如商店等都移交。移交前，我去过这个岛。岛上渔民主要是捕捞近海的鲍鱼。他们捕来的鱼，卖给大陆，也贩运到越南去卖。移交仪式在岛上举行，文件都准备好，履行签字手续就成。移交的一切准备工作都是上面安排的，移交仪式：开茶会，桌上摆水果、点心，都是越方带来的。晚上还设宴请客，越南还派了一个文工团演出，文工团员不少是在越的华侨。移交给越南，主要是当时两国关系好，我们与胡志明是'同志加兄弟’的友谊，反正是兄弟嘛，该岛又稍近越南一点，就通过一个仪式移交给它。”
中越交恶后，中国便再也难以收回此岛。后来的北部湾划界谈判时，越南就以浮水洲岛为依托，要求按东经108度线划界，对北部湾的大面积海域和大陆架提出主权要求。如果按照越南的主张划界，北部湾将有三分之二的海域归属越南，中国的渔业和海洋资源将受到严重威胁。对于越南的无理要求，中国坚决予以驳斥。经过多年而艰苦的谈判，中越两国于2004年达成北部湾划界协定，越南最终获得北部湾海域的53.23%，中国获得46.77%，浮水洲岛被确定为越南领土。根据这个划界协定，北部湾分界线划在浮水洲岛以东15海里，常年在此分界线以西作业的约6000艘中国渔船被迫退出，广东省的传统作业渔场减少3.2万平方公里，广东、海南的数十万渔民失去生计，只好弃船上岸转行。
从1955年到1973年，美国卷入越南长达18年，干涉程度不断升级，投入大量军队和战费，使用了除投放核武器外的一切战争手段，死伤30余万人，最终落个鸡飞蛋打。其关键之处在于，因为有了朝鲜战争的前车之鉴，美国终究未敢冒险以地面部队越过北纬17度线进入北越作战。而中国则在最紧急和生死关头向越南倾尽全力地进行援助，苏联在一定程度上也在援助越南。美国实际上仍在与中国和苏联两个巨人进行作战，其未能取胜也是自然的事。并且当时先进的视听手段和新闻报道将越南人民解放祖国的誓死豪情传回了美国，让美国人民明白这是一场根本没有胜利希望的战争，引起美国国内巨大的反战浪潮，约翰逊政府也因此未能连任。这样一直打到1973年，尼克松政府终于和北越签订了《巴黎协定》，美国承认越南在国际上的法律地位，从越南南方撤出全部军队及其仆从军和军事人员。
美国人走了，战争却没有结束。南越阮文绍的西贡政权仍力图维持统治，继续推行反共政策。北越则抓住历史机遇，大举出兵越过17度线南下，以摧枯拉朽之势一举灭亡了南越政权。1976年，统一的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终于成立。只可惜，胡志明没有看到这一天。1969年9月2日，立志祖国一天不解放就一天不结婚的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逝世，享年79岁。
据统计，从1950年到1978年，中国援助越南的军事物资计有：枪支213.8万支(挺)、火炮7万余门、枪弹124440万发、炮弹1807万发、舰艇176艘、中型坦克和水陆坦克552辆、装甲输送车320辆、飞机170余架、汽车1.6万辆、炸药18240吨、有线电机6.5万部、无线电机3.5万部。这些物资足足可以装备200个陆军师。除了军事物资，中国还无偿支援了大量的粮食、医药、被服、汽油、机器等其他物资，加上若干项目工程，合计总价值约200亿美元。这些物资都是中国人民节衣缩食省出来的，其中许多武器连中国军队自己都没有装备，直接就支援给了越南军队。可以说，当时北越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为进行战争所必需的吃、穿、用及车辆、武器、弹药等，大部分都是中国提供的。整个抗美援越期间，还有5000多名中国人民解放军官兵将自己的热血洒在了越南的土地上，其中牺牲1400余人（也有说1100余人）。因为种种原因，抗美援越牺牲的烈士遗体都没有运回国内，而是安葬在越南土地上，至今还遍布在北方的莱州、老街、河西、高平、永福等省、市的51座中国烈士纪念陵园中。
直到1977年11月20日，越共中央总书记黎笋也不得不表示：“越南人民永远不会忘记毛泽东主席情至义尽的讲话：'七亿中国人民是越南人民的坚强后盾，辽阔的中国领土是越南人民的可靠后方。’”“越南人民的胜利是与中国政府和兄弟的中国人民的强有力支持和巨大援助分不开的。越南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中国的这种慷慨的支援。”“越南政府、越南人民过去、现在以至将来，将永远十分珍视由胡主席和毛主席悉心培育起来的越中友谊，决心尽力使这种伟大的友谊世世代代牢不可破。”
可以说，越南革命之火，最初就是在中国点燃的。越南革命胜利的全程，又是在中国大力支援下才得以实现的。“同志加兄弟”，确实是当时中越关系的写照。
那么，中越是如何最终反目成仇的呢？
谈到1979中越战争的起因，很多人都会认为是越南忘恩负义，中国养了一条白眼狼。实际上，真实的情况恐怕远不止此。在国际政治中强调知恩图报，实在是有些天真了。
中国和越南从“同志加兄弟”到反目成仇，是复杂的国家利益、地缘政治，以及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特殊的党际关系和国家关系共同作用的结果。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说到30年间中越关系的演变，要清楚几条基本脉络。首先，中越之间根深蒂固的是两个民族国家的关系，纠缠着上千年的历史恩怨；其次，中共和越共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战友，同属社会主义国家阵营，纠缠着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交叉的特殊矛盾；第三，中越关系又深受中苏关系的影响，并在中越最终翻脸中起到了强力催化剂的作用。
在上千年里，中国长时期统治越南，后来又使越南成为藩属，双方发生过多次战争。从民族性上来说，越南实际上对中国是又怕又恨。北方的威胁，一直是越南人的心头大患。从地缘政治上说，中越两国国力相差悬殊，中国这个庞然大物压在越南背上，卧榻之畔，如何安心！即使到了21世纪的今天，越南对于“北方邻居”的警惕依然没有放松过。 2009年4月，因为中铝国际工程有限公司承担越南西原铝土矿建设工程的事，就激起了越南军界和知识界的一片反对浪潮。当时已经98岁的武元甲大将上书越共中央，反对西原工程。在无结果后，又投递公开信给媒体。越南知识界更有3000多人联名写信给阮晋勇总理，要求停止西原铝土矿项目建设。其中越南著名军队作家、高级记者范庭重的公开信非常典型：“宿命使我们国家与北方大国中国为邻，此国虽然地域辽阔，但多高山峻岭、咆哮江河，余下地域或干旱大漠，或水乡泽国。此国人口稠密过度，生民贫困乃因无地可耕！此国统治者自古至今自封'天子’，奉天之命统治天下，开疆拓土！它的整个历史，无论是哪朝哪代，打的都是侵占我国领土的主意。我们的民族意识稍微淡化，北方的侵略马上就来到。”
有如此敏感的地缘文化土壤，对于中越关系的影响是可想而知的。
虽然在1950年代到1970年代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双方的共同的敌人是美国，中国给了越南巨大援助，但越南依然警惕着不被中国所控制。大国牺牲小国利益是分分钟的事，越南如果不能对中国一边倒，就必须另有靠山，否则国家安全将失衡。东方的谋略论中，远交近攻是一条重要的原则。中越之间亦是如此，倒也不能怪越南又拉上苏联来搞平衡。
多年来一直宣传胡志明对中国感情深厚，非常友好，如果不死，中越可能不会反目。当然，胡志明和黎笋相比，确实算是对中国感情深厚了。他要在，即使和中国不是那么非常亲密，搞到刀兵相见倒是很难。不过，就胡志明个人来说，依然对中国深有戒惧，逃脱不了民族性的法则。在越南抗法战争之初，胡志明苦撑危局，确实极为需要中国的援助，甚至提出过中国直接出动人民解放军入越作战的要求。当战局稳定后，胡志明的心态就转变了，反而不愿意中国更深程度介入越南。他在越共高层内就说过：“宁可暂时闻着法国人粪便的味道，也比什么都吃中国人的强”，“不要让中国人来，上次他们就呆了一千年才走。”可见，胡志明首先是一个民族主义者，然后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越南民族国家的利益是放在第一位的。接受中国的援助，却不等于要成为中国的傀儡。即便中国人自己不这么想，保持独立自主的地位对于胡志明来说也是极为敏感的不二之选。
《日内瓦协议》在中越关系史上是一个重要的钉子。中国为了自己的国家利益，让越南暂时牺牲掉了国家统一的机遇，对于越共领导人的影响是深刻的。尽管以胡志明为首的越共高层多次在公开场合高度评价中越两国在日内瓦会议上的合作成果，但私下里却是相当不满的。后来成为越共中央总书记的黎笋，当时是南方局领导人，对于来自中国的压力非常愤怒，使他较早就成为了越共党内的亲苏派。
在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关系中，有一个悖论。从意识形态上说，按照国际共运的原则，无产阶级无祖国，应该无条件地支持各民族的解放运动。但就民族国家利益而言，支持了别的国家解放，就有可能对本国利益造成损害。如果不支持，又有损害他国民族解放之嫌。实在是进退唯谷。中国和越南就是这样。在长期里，中国援助越南可以说是尽心尽力，却也并非没有条件。
日内瓦会议上中国劝说北越接受北、南暂时分治，是为了中国能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进行建设，主要基于中国的国家利益。1950年代中后期，北越想在南方开展武装斗争，以武力实现国家统一，中国又加以阻止。因为中国国内当时正在进行“大跃进”运动，“超英赶美”，不想越南问题激化。这同样是出于中国的国家利益考虑，但无疑让急于统一祖国的北越深为不满。到了1960年代初中期，随着美国在越南的军事介入日趋严重，中国又转而支持和支援北越在南越开展武装斗争。这是因为中国国内出现政治斗争，毛泽东搞世界革命的激进主义热情开始不断升温，以国际促国内，更要高举反帝大旗，中国再次奔向反美斗争第一线。在北越看来，美国介入越南不只是阻止越南统一，更是在围堵中国。这样越南就成为了保卫中国的前线，中国出钱出枪支援越南进行武装斗争是理所当然，不存在什么“感恩”心理。黎笋、长征、范文同等人到北京要援助要得理直气壮，狮子大开口，弄得周恩来是非常无奈。1960年代末，北越和美国都打得有些力不从心，便开通了政治解决的渠道。这时苏联介入，牵线搭桥，越美苏三方一同搞起了缓和。中国则非常愤怒，强烈批判苏联的修正主义和绥靖主义，斥之为美帝国主义的走狗。又指责越南中了苏联的计，对美国搞妥协投降。实际上当时中国国内的“文革”正搞得轰轰烈烈，国际上又在与苏联争夺世界革命中心的领导地位，因此急切想拉住北越与美国人打下去，从而彰显中国才是真正的世界革命策源地。对此北越人既无奈又气愤，北越打得太苦了，寻求与美国和谈缓和一下，有什么错吗？这就妥协投降了吗？那朝鲜战争期间中国自己也和美国边打边谈，搞了两年，算不算妥协投降？日内瓦会议的时候中国阻止北越乘胜解放南方，现在又阻止北越与美国和谈，反来复去道理都是中国的，恐怕拿越南利益作交易的倒正是中国。历史真是一面多棱镜，中国认为自己支援越南是非常无私的国际主义，真的是无私吗？越南人可不这么认为。
说到苏联，就不能不谈中苏关系对于中越关系的重要影响。苏联最早并不那么积极地支持越南革命。斯大林就不用说了，赫鲁晓夫当政的时候，对西方搞和平共处，在越南采取了脱身政策。面对北越的求援，除了口头支持之外，只给了北越6000支二战中缴获的德军老式枪械。胡志明知道后非常生气，斥之以：“把它们丢到博物馆里去！”随着1950年代末开始的中苏交恶，苏联对越南的态度发生了转变。勃列日涅夫上台后，中苏关系发生全面恶化，削弱和遏制中国，成为了苏联全球战略中的重要一环。这样，在越南插进一脚，对于削弱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是极有作用的。于是苏联在1965年以后开始积极援越，纠集东欧仆从国向越南运去大量军事物资。当时北越的防空任务主要由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高炮部队担任，苏联随即也派出了地空导弹部队入越。北越则两头都要，在中苏之间搞平衡。苏联毕竟财大气粗，技术力量更强，武器也远比中国精良，后来在援越力度上超过了中国。而且苏联与越南相隔万里，没有地缘政治上的历史恩怨和沉重压力，让北越感到更加安全。这一点非常重要，也是理解越南最后为何弃中投苏的切入点。
苏联还着手分化离间中越关系，加紧影响越共高层。在越共党内，胡志明是最高领袖，地位无人可以挑战。他长期担任国家主席职务，但党务上管得较少，年纪大身体也不好，越来越像个象征性的人物。党的总书记原来是长征，原名武文渠，因为仰慕中国工农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而干脆改了名字。长征是越共党内公认的理论家，1957年因为曾在农村推行过“左”的土改政策而下台，此后一直没有掌握实权。取而代之的是南方局书记黎笋。黎笋对中国是早就深怀不满的，他上台后逐渐把自己在南方根据地的追随者提拔到中央来。如让黎德寿担任党中央组织部长，掌握了人事大权；让文进勇担任中央军委副书记，削弱了越军总司令武元甲的权力；让范雄进入政治局以加强多数等。黎笋、黎德寿、范雄、文进勇等人日益倒向苏联，形成了越共党内的亲苏派，并逐渐把持了越共党内大权。
相对而言，长征、武元甲、阮志清、黄文欢等人对中国较为友好，算是亲华派。范文同是政府总理兼外交部长，性格随和，务实能干，和中国打交道最多，被称为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但他长期奉命表态，亲华的是他，反华的也是他，大约算个骑墙派。武元甲是越军元老，1948年就被授予大将军衔，是越共中央军委书记，长期担任越军最高领导人。1972年以后，武元甲的军事指挥权逐渐被文进勇所取代。阮志清在越军将领中声望仅次于武元甲，是越军中第二个被授予大将军衔的人，长期在南方指挥游击战争。阮志清很推崇中共的游击战理论，在南方前线指挥中身体力行，被普遍视为是亲华派。阮志清于1967年在前线突然死亡，原因众说纷纭，毛泽东还亲自发去了唁电。黄文欢是政治局委员、国会常委会副主席，他算是越共党内最为亲华的一个，但实际权力并不大。黎笋的政治能力和权力欲望都很强，逐渐清洗并排挤掉了党内的反对派。需要说明一下的是，越共党内的政治斗争相对于其他共产党国家是颇为温和的。下台的人基本都能保住性命，进了监狱的呆不了多长时间也会放出来。只要不再公开提出反对意见，老老实实，混个温饱还是没问题的。这也是因为从胡志明那时候就形成了比较开明的的党内规范，不搞过火斗争，开了个好头。胡志明在世时，尽力保持党内的力量平衡，亲苏派和亲华派倒也和平共处。1969年胡志明去世，留下黎笋、长征、范文同一起组成三人治国小组来领导越南。但黎笋在党内羽翼已成，亲苏派占了上风，长征的权力虚化，范文同则倒向亲苏派，这就决定了日后越共政策的走向。
1971年，苏共召开了二十四大，在决议中把印度支那局势作为苏共的重点课题之一，决定加强与越共的传统友谊，加大对越南的支持力度。投桃报李，北越的态度也进一步向苏联倾斜。
从1960年代末开始，苏联对于中国国家安全的威胁变得极其严重。为了摆脱与苏联交恶后四面受敌的困境，中国不得不牺牲了自己的革命理想，开始调整外交政策，着手缓和与原来的头号敌人美国的关系。对于美国来说，中苏交恶正好可以分化共产主义阵营，利用中国来遏制苏联扩张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而且美国要从越南这个战争泥淖中拔腿，也急需中国的合作。双方的利益形成交集，终于促成1972年初的尼克松访华，中美共同发表《联合公报》。这个消息对北越震动极大，在党内掀起了一股谴责中国的浪潮。在北越看来，中国与越南的仇敌握手，完全是一种背叛，是大国牺牲小国利益的卑劣行为。从此对于中国再也不能信任，反而要加紧防范。当年4月，越共中央保卫局长在一次秘密报告中就煽动说：“中国人是很阴险的，我们要提高警惕。”美国在越南拔腿之前，为了在谈判桌上争取更多的利益，加强了对北越的空中打击，给北越造成了重大损失。这更让北越相信，正是因为中国的背叛，才让美国人如此肆无忌惮。此后北越对中国的态度明显冷淡，日益倒向苏联，逐渐抛弃了在中苏之间搞平衡的政策。
为了挽回局面，争取越南回头，中国一边放低姿态加大力度援越，一边还要受着北越的奚落挖苦。周恩来去河内解释尼克松访华的事，就遭到了黎笋的猛烈质问，任周如何解释，终归无济于事。1972年7月，越美和谈代表、越共政治局委员黎德寿访问中国。在与周恩来会谈时，面对中方提出的希望北越改变策略，软化一下绝不与以阮文绍为代表的南越政权谈判的立场，黎德寿强硬地予以回绝，态度冷淡中带着不屑，令周恩来非常下不来台。
1973年，越共中央委员、越中友协会长黄国越，在答日本记者问时，说中国邀请尼克松访问，是“向快要淹死的尼克松扔救生圈”，“大国间的行动有时会牺牲小国，把它压垮”。这些讲话很快被散布到了世界主要大报上，造成了很不好的国际影响，而北越对西方的报道竟没有任何否认的表示。
中国是希望北越不要滑向苏联，北越则干脆利用这一点，向中国索要更多的援越物资，甚至鼓励中苏之间展开援越竞争。美国人撤走后，1975年，北越越过十七度线挥兵南下，一举完成了国家统一。此时中国的对外政策重点是反对苏联霸权主义，呼吁建立反霸统一战线。中国要求越南与苏联拉开距离，遭到了越南的拒绝。
1976年12月召开的越共四大是中越关系史上的一个分水岭。在这次会议上，选出了14位政治局委员和3位政治局候补委员，其中黎笋、范文同、范雄、黎德寿、阮维桢、陈国环、文进勇、武志公、朱辉珉、素友等人都持鲜明的亲苏反华态度，在政治局中占了绝对上风。在中央委员中，负责外交的阮基石，军队的黎仲迅、黎德英，国会常委会的春水，最高人民检察院的黄国越等人也是亲苏反华派。也就是说，越共中央的党、政、军、宣传、组织等部门都已经被亲苏反华派所把持。同样在这次会议上，确立了越南统一后的国策，把越南定性为新兴的地区强国，要求在东南亚及国际共运发挥重要作用，加强与苏联的传统友好关系，“努力维护和发展越南人民和老挝及柬埔寨人民之间的特殊关系”，“以便在争取民族解放斗争中本来是互相支持的三个国家将在建设国家和保卫国家以及在维护各国的独立和繁荣的事业中永远结合在一起”。
够绕的，什么意思？越南明明知道苏联对中国国家安全的严重威胁，却只提和苏联的“传统友好关系”，无视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利益，要搞与老挝及柬埔寨之间的“特殊关系”，还“永远结合”，到底要干什么？
经过多年的战火锻炼，越南拥有了一支英勇善战的军队，中苏长期以来给予的巨量援助，美国的败逃又使越南缴获了价值超过200亿美元的军事装备，再加上苏联的战略支持，越南的信心已急剧膨胀。越南力图积极进取，要继承法国殖民主义者的遗产，在东南亚地区进行扩张，想强行兼并老挝和柬埔寨，搞所谓的印度支那联邦。而中国和柬埔寨的关系很好，向来支持柬埔寨的民族独立，加上越南日益倒向苏联，对中国越来越不友好，因而对越南的扩张企图持有鲜明的反对态度。苏联的战略则是积极南进，寻求印度洋出海口，同时从南方对中国形成战略包围，所以支持越南的印度支那联邦计划。这样，在国家战略利益上，越南和苏联走到了一起。越共四大确立的国策，正是这一地缘政治背景下的产物。
越南已经统一，中国对越南的援助也不再具有紧迫性。而且中国因为多年的“文革”折腾，国民经济十分困难，也实在拿不出更多的东西给越南。但越南仍然狮子大开口地要援助，远远超出了中国的实际能力。同时，越南根本不接受中国的劝告，不理会中国建立反霸统一战线的政治诉求，反而日益倒向苏联。中国在做出努力后，不得不开始逐步减少对越南的援助。而苏联则给了越南一笔数额很大的援助，还拉拢越南加入苏联控制的包括东欧各国在内的经济互助会。既然中国已经榨不出更多的油水，而苏联显然是实力更为强大的靠山，越南便彻底抛弃在中苏之间的平衡政策，逐渐露出了反华的面目。
早在1976年，毛泽东还在世的时候，越共中央委员、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报》总编辑黄松，同瑞典记者埃里克?皮埃尔就有过这样一段谈话：“在（越）战时，使中国和苏联尽力帮助北越，这对越南来说，是最重要的。现在，越南不再需要执行这一政策了。诚然，越南同中国这个大国的南部接壤，这种邻国关系既有积极方面也有消极方面。无论如何，来自北方的政治和文化压力必须消除，因此，今天同苏联的和睦对越南来说，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苏联强烈地希望削弱中国在世界的这个部分的影响，这一点正好同越南的利益相吻合。
正是在这些问题上，我们开始越来越多地倒向苏联。”
真是一针见血。
越南要想建立印度支那联邦，就需要控制老挝和柬埔寨。这两个国家曾经和越南一样是法国的殖民地，也一起在《日内瓦协议》后获得独立地位。历史上，越南曾多次侵略这两个国家，天然的就有控制老挝和柬埔寨的欲望。1930年10月越南共产党扩大后，改名为印度支那共产党，就有意图要统一实施三国革命。1951年2月，印度支那共产党改名为越南劳动党，将党的老挝和柬埔寨支部独立出来，分别成立了各自国家的政党。胡志明当时就说过：“越南劳动党将把越南、老挝和柬埔寨三国人民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越南劳动党以解放三国人民为己任。” 改名大会上发表的最终会议公告仍然强调“要在尊重三国人民意愿的基础上，最终建立一个独立、自由、强大、繁荣的越南、老挝、柬埔寨联邦。”由此可见，建立印度支那联邦的思想在越共高层中是如何的根深蒂固。
在抗法和抗美战争中，越南和老挝的联系比较紧密，为反击法国和美国的侵略而共同对敌作战。抗美战争胜利后，越南逐步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加强了对老挝的控制。当时越南的宣传机构公开对外宣称：“越南人的血流到哪里，哪里就是越南的土地！”越南不但不从老挝撤军，反而不断增兵，扩大对老挝的军事占领。到1978年年底，越军进驻老挝的部队已超过了6万人，而老挝本国的军队还不过4万人。越军占领了老挝的万象、琅勃拉邦、占巴塞、沙湾拿吉、北汕、桑怒、丰沙里等战略重镇，还控制了纵贯老挝南北的12号公路等主要交通线以及万象、万荣、塞诺等主要军用机场。老挝已实际上沦为了越南的傀儡。
比较难办的是柬埔寨。
柬埔寨是一个王国，在历史经常遭到越南的侵略，对越南深怀惧意。《日内瓦协议》后，柬埔寨成为了一个中立国家，不同外国缔结任何同盟。当时的国家元首是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和中国关系很好。美国在侵略越南和老挝的同时，也力图控制柬埔寨。1970年3月，美国策动柬埔寨的郎诺发动政变，建立亲美政府，美军和南越军队也侵入柬埔寨，当时在外访问的西哈努克亲王则流亡北京。这时先前与政府军对抗而逃亡在丛林中的柬埔寨共产党乘机崛起，打出了抗美救国的大旗。柬共就是著名的红色高棉，后来因为名声太臭也就少有人称其为共产党了。为了民族救亡，反击美国侵略，西哈努克与红色高棉捐弃前嫌，结成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共同抗敌。柬埔寨的斗争得到了中国、苏联、越南的共同支持，因而开展的风风火火。后来美国从东南亚抽身，郎诺政权便再也无法支持，最终被红色高棉推翻。西哈努克回到了首都金边，担任了短时期的国家元首，后被迫退休并遭到软禁。柬埔寨政权完全被红色高棉把持，改国名为民主柬埔寨。
红色高棉的领导人是波尔布特、乔森潘、英萨利、宋成等人，当年都在法国受过高等教育并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执掌政权后，波尔布特等人立即开始了骇人听闻的所谓社会主义改造运动，推行全国农村化和集体化政策，强制将首都金边的百万居民全部赶到乡下而不管他们的死活。又在党内党外发动不断的清洗，残酷镇压旧政权留下军政人员、知识分子、僧侣、技术工人、商人、城市居民和反对派等。无数人被关进集中营，被逼迫食不果腹地从事超强度的体力劳动，饿死、累死和被随意处死者不计其数。红色高棉执政不过4年，全国600多万人口就锐减170多万，实在搞得天怒人怨。
波尔布特曾在1952、1957、1975年三次前往中国，得到过毛泽东的亲自接见，自认是毛泽东的好学生，建立民主柬埔寨后即采取了亲中国的政策。对于红色高棉的国内政策，一度受到毛泽东的赞扬。毛认为红色高棉更加革命，搞得更加彻底，不像中国还保留着许多资产阶级法权。中国对民柬进行了大力援助，民主柬埔寨的宪法还是张春桥帮助起草的。不过随着红色高棉倒行逆施的加剧，中国也变得谨慎起来，对其政策开始持有保留意见。当时，已经病重的周恩来就对来北京的乔森潘说过这样的话：“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如果犯了错误，就必须对此引起的灾难性后果负责。我们想对你们提出点建议：不要企图通过一个大跃进，就能抵达共产主义的最后阶段。你们一定要小心谨慎，在共产主义的道路上稳步前进。你们的目标并不是要立即实现共产主义，而是渐渐地向社会主义迈进。如果你们抛开了谨慎和明智的作法，那肯定会给人民带来灾难。共产主义应当是人民带来幸福、繁荣、主权和自由，如果有人想通过短短的一跳就完全实现共产主义，而不顾人民的状况和民族的现实，那肯定会把人民和国家拖进灾难的危险。我们中国犯过这样的错误，我提醒你们不要重蹈我们的覆辙。”
无奈，波尔布特当时已利令智昏，他踌躇满志地对他的同志们说：“我们有优势，我们在组织上超过了列宁，也超过了毛泽东。毛主席说中国的文革要搞好多次，而且中国的文革现在已经停下来了，但是我们天天都在搞文革，永远不会停。”
越南在控制了老挝后，便也想对柬埔寨如法复制，以援助为名逼迫柬埔寨与其签订所谓“友好条约”，共同协调政策，开放边境，甚至联合驻军等，实则是干涉柬埔寨的内政以达到全面控制的目的。民柬领导人对越南的企图心知肚明，深怀警惕，因此进行了坚决抵制。再加上两国之间还有敏感的领土争议问题，互不相让。双方进行了长期而无进展的谈判，结果没有达成任何协议。于是越南和柬埔寨频频互相指责，边境上也时常发生规模很大的武装冲突，关系越来越紧张。到1977年12月31日，柬埔寨干脆中止了和越南的外交关系，关上了与越南对话的大门，惹得越南横下一条心准备动用武力推翻民柬政权。越南开始在高棉人中招募游击队员，加强了越柬边境的军事力量，煽动策反民柬官员、士兵叛逃到越南，为代之建立一个亲越的政权做起了准备。民柬政权觉得形势不妙，又向越南提出恢复两国的边界谈判。但越南决心已定，不加理睬。悲愤之下，民柬政权也在国内发起了仇越宣传，甚至提出了要以1个柬埔寨人消灭30个越南人的计划。同时，在柬埔寨东部邻近越南的地区开展了扫荡越南人的运动，大批在当地的越南人及受越南影响较深的柬埔寨人被处决。如此一来，两国关系极度恶化，已呈剑拔弩张之势。
对此，中国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从地缘环境上说，中国的周边安全形势非常恶劣：西北、北部、东北部被苏联及所控制的蒙古所包围，双方进行了多年的军事对峙；东南和东部有美国建立的从韩国、日本、台湾到菲律宾的所谓“第一岛链”战略封锁；西南有一心想报1962年一箭之仇的印度觊觎；只有东北部的朝鲜、西部的巴基斯坦、西南部的印度支那三国还算比较太平。当时对中国的国家安全威胁最大的是苏联的军事霸权。然而，苏联却策反了越南，将其对中国的军事包围伸向了东南亚。越南倒向苏联之后，已经控制了老挝，使一贯奉行对中国友好政策的老挝也变得无礼起来。如今越南又要控制柬埔寨，不过是再制造一个老挝。形势越来越表明，越南已经成为苏联全球争霸战中的一颗棋子，要在东南亚玩火，配合苏联从南部包围中国，挤压中国的地缘战略空间，这是中国无论如何不能容忍的。
因此，尽管民柬政权搞得很不像话，但一个和平中立的柬埔寨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中国不能允许其沦为越南的势力范围。中国要求越南克制自己的行动，双方停火，以谈判来解决问题，同时表示进一步支持民主柬埔寨。这下，更加惹恼了越南，将中国视为实现其印支联邦计划的最大障碍。新仇旧恨之下，越南开始公开散布所谓“中国支持柬埔寨反对越南，中国和越南之间将爆发战争”，“中国号召进攻越南”的谣言，预示着中越开始滑向全面交恶。
越南人首先在历史问题上做文章。在1000多年的历史上，中越两国之间曾多次发生战争。其中既有中国封建王朝侵略越南的战争，也有越南封建王朝侵略中国的战争。中越两国政府曾经达成过共识，认为这些战争的发生，有着许多历史原因，责任在于封建统治者，不能把账算在当今的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身上，更不能因此而影响中越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然而越南在决心恶化中越关系后，就开始随心所欲地编造和解释历史，说什么“文郎国刚刚建立就要反对外来的强盗即殷朝的侵略”，“李常杰越过边境的大进攻主要是粉碎敌人积极准备侵占我国的阴谋”，刘永福援越抗法的“黑旗军的行为伤害了越南人民的感情”，黑旗军是一伙“视杀人放火如儿戏”的“流寇”，如此等等，开始在国内煽动敌视中国的民族沙文主义情绪。
接下来，越南又将敌视中国的矛头指向广大华侨。因为历史的原因，在越南生活着上百万华侨。海外华侨一般都能辛勤劳动，往往较为富有，对当地经济有着重要的影响力。也因此，相对贫穷的当地人对华侨的态度往往并不友好，认为是华人吸走了他们的血汗。如果当地政权再对华人有所歧视，那问题就严重了。历史上，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尼都发生过对当地华侨的屠杀。中国和越南之间本来早有协议，在越华侨有自愿转变国籍的权利，不能强迫，不得歧视。越南统一后，缘于其在中苏之间政策的转变，民族心理首先发作，开始迫害华侨。这既是越南不再需要中国的一种敌视态度，也是唯恐这些华侨成为中国在越南的“第五纵队”，同时还能无偿剥夺华侨的巨量财富，大发一笔横财。
从1976年起，越南违反中越之间的协议，开始强迫华侨加入越南国籍，在政治上歧视、迫害华侨，在经济上对华侨进行剥夺。国内舆论上则煽动仇华情绪，又在中越边境各省推行所谓“净化边境地区”计划，驱赶当地华侨回中国。直至发展到在全国各地掀起驱赶、迫害华侨的浪潮，肆意收当地华侨所有财产，辱华、排华事件层出不穷。到1979年，共有20多万华侨和华裔越南人被强行赶入中国境内，还有30多万人被逼出海逃亡。当年香港就收留了大量越南难民，直到今天后遗症还有显现。
中国政府再三照会越南，要求其停止反华排华行动，并连续与越南进行了两轮的副外长级磋商。但越南此时已没有了解决问题的诚意，不仅毫不理会中国的呼吁，甚而又开始排斥和歧视中国在越南的派驻机构和援建人员。不得已之下，1978年7月3日，中国召回了880名援越专家，并停止了对越南所有的援助项目。7月28日，中越间所有谈判无疾而终，两国关系进入了冰点期。
在驱赶和迫害华侨的同时，越南还对中国提出了领土要求，宣称中国的西沙、南沙群岛为越南的领土，并出兵侵占了南沙群岛中的一些岛屿。从1977年起，越南就在中越边境集结大量武装部队。当时中越陆地边界的大体走向是根据1885年的《中法新约》规定的，越南统一以后，就声称当年的《中法新约》划界不公，越南吃了很大的亏，从而向中国提出了广泛的的领土要求。中国则只承认当年订约时边界许多地段并没有进行精确划分，因年深日久地形地貌已发生变化，界河变迁或者界碑损毁与移动，双方对某些地段走向的认识不尽一致，造成了一些领土归属问题。据当年调查，中越边界存在领土归属争议问题的地方共有78处，总面积也不到100平方公里。应该本着和平共处、互谅互让的原则，在维持边界现状的前提下通过谈判解决问题。但越南却拒绝两国进行边境谈判，声称根本不存在什么争议地区，只有“恢复历史边界线原状”的问题。越南无视中国的诚意，开始搞各种小动作，移动界碑，改变河流走向，砍伐分界树木，企图造成边界上的既成事实逼中国让步。到后来进而发展到进入中国的土地上埋设地雷，修筑工事，甚至任意开枪开炮，酿成严重流血事件。
早在1974年，全年中越边境就已发生纠纷121起；1975年，发生439起；1976年，发生986起；1977年，发生752起。1976年7月，越方在按“传统边界”属于中国领土的浦营丁主峰东面，盖起油毛毡房一间，外加两道木桩，常驻公安人员5至8名，实施军事占领。这是越方第一次公然侵占中国领土。1977年5月4日又发生了严重事件，越方出动了500多人到边境中方铁路施工工地进行挑衅，双方发生武斗。在《共和国之战》的纪录片中，能看到当时的一幕。事件中，中方施工人员被打伤51人，其中重伤6人，越方受伤人数不详。1978年3月，越方派遣武装人员突然占领了中国广西靖西县的庭毫山。他们在山上挖堑壕，修碉堡，架设铁丝网，埋设地雷和竹尖桩，并不时向山下的中国村庄和在田间劳动的中国边民开枪射击，使中国边民无法进行正常的生产、生活。1978年8月25日，越方出动了200多名军人，腰里别着匕首、手枪和手榴弹，手里挥舞着木棒，用雨点般的石块打伤了执行上级决定未予还击的中方工作人员9名，公然侵占了广西友谊关西侧边境上的中国领土浦念岭，并在上面修筑了防御工事。越方得寸进尺，又占据了友谊关西南侧中国边境村庄弄怀两侧的山头，还在弄怀西北侧山谷越入中国境内300多米进行挑衅。”越南人甚至嚣张地喊出了口号：“不光这里是我们的，连广东、广西也是我们的，凡是有木棉树的地方都是我们的！” 此外，在云南河口县芹菜塘以北、广西那坡县平孟公社弄更等地，越方也派出武装人员侵入中国领土纵深数十米至数百米，架设铁丝网，设置路障，甚至修筑军事工事，悍然蚕食中国领土！从1978年9月起，越南武装人员逐渐开始开枪挑衅，但还没有造成人员死亡。11月1日，越方出动大批武装人员，侵入中国广西靖西县庭毫山附近的弄教、弄黑地区，使用机枪、冲锋枪、步枪等武器，对正在清除越方越境非法设置的路障、竹签的当地社员和民兵进行突然袭击，当场打伤中方社员和民兵12人，抓走8人，其中6人被越方杀害。这是中越边境第一起严重的蓄意枪杀事件。此后流血事件愈演愈烈，1978年全年，越南武装人员侵入中国境内数百处，以武力占据中国领土，造成中越边境的流血事件1108起，中国军民死伤达300多人。1979年年初到2月16日短短一个半月时间里，越方就挑起边境流血事件129起，造成中国居民和边防人员死伤100余人。
越南和中国的国力相差悬殊，在边境上这样搔中国的痒有多大用处呢？即便和中国不再友好，也不必搞流血事件吧。实际上，越南挑起边境事端不过是其既定战略方针的晴雨表而已。越南统一后，其战略核心就是搞印度支那联邦，以武力控制柬埔寨。中国反对，就倒向苏联。为了向苏联表示忠心，对中国就要做得更绝一些。此时的黎笋在党内已无人可以制衡，长征、范文同虽然仍在高层，也无力提出反对意见，黄文欢则被赶出了政治局。又以总参谋长文进勇架空不主张和中国搞坏关系的国防部长武元甲，提拔黎德英、黎仲迅、朱辉珉等亲苏派掌握了军队大权。越南的信心高度膨胀，弃中投苏的政治形势已无法改变。1978年7月，越共召开四届四中全会，制订了新的战略方针，即侵柬反华，基本的长远的敌人是美帝，直接的敌人和直接的作战对象是北京和柬埔寨，可靠的后盾是苏联。军事战略为所谓的“南攻北防”，即必须以武力尽快推翻民柬政权，集中越军主力一举解决西南战场的战略问题。对于北方的中国，则持积极防御态势。
越南决心已定，和中国摊牌是迟早的事。既然要和中国翻脸，就得把中国打扮成一副敌人的形象，在边境上制造流血事件是掀起仇华情绪的最便捷的手段。现时政治利益的需要永远大于什么“同志加兄弟”的血盟情怀，那个曾经放言“将永远十分珍视由胡主席和毛主席悉心培育起来的越中友谊”的黎笋本人，这时又换了一副面孔：“在打败美国人以后，我们保留100万部队严阵以待，使得苏联同志问我们：同志们，你们保留这么大的一支现役军队，是准备和谁打仗呢？我说：以后，同志们，你们就会理解了。我们保持这样一支现役军队的唯一原因，就是因为中国对越南的威胁。”
看看，中国已经在“威胁”越南了。
1978年6月29日，越南加入了苏联控制的包括东欧各国在内的经济互助会，成为正式成员国。7月8日，越南人民军总政治局颁发了《关于新的形势和任务的教育提纲》，不言自明的以“×国”为代号，将中国作为了战争假想敌，强调越军要集中力量完成侵柬作战，然后打回北方，“在边界以外”袭击敌人，要准备打持久战，要争取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最大同情、支持和帮助。1978年8月26日，苏联宣布对越南无条件支持，要“坚定不移地支持越南捍卫自己领土完整和建设社会主义，反对外来干涉的权利”。1978年11月1日，黎笋、范文同率越南党政代表团赴莫斯科与勃列日涅夫会晤。11月3日，《苏越友好合作条约》在莫斯科签字，双方规定了在发生战争时要互相支持，越南将南部港口金兰湾租借给苏联，使苏联海军终于可以南下印度洋。通过这个条约，越南彻底倒向了苏联。
1978年底，黎笋在军委会上说，越南的“战略思想是进攻的思想”，“我们把战略进攻思想贯彻始终，在建立严密防御的基础上，要求在全国，包括陆地、空中和海上在和平时期就要掌握主动”。越南的战略矛头直指中国。
后来在谅山战役中缴获了越北第一军区炮兵第166团的一份射击图，标绘日期是1978年10月12日，射击的箭头都指向中国境内。有的箭头越过广西凭祥地区指向平而关以东的山上，有的箭头穿过广西友谊关东面的25号界碑指向中国境内10多公里的广西宁明县增怀村，周围的凭祥、友谊关、油隘等边境城镇都成了越军计划摧毁的目标；广西爱店对面的越南支马公安屯的作战计划，也标明了从四路侵袭爱店的箭头；广西水口关对面越方一侧的边防检查站，越军就在站内会客厅下修筑了暗堡和地道，地道一直通到紧靠中越边境的越方进攻出发阵地；友谊关对面的越南同登镇，早已构筑成了一个对中国进行军事挑衅的前哨阵地。在同登周围，明碉暗堡星罗棋布，堑壕掩体纵横交错，附近的山头几乎全掏空了，甚至连当年法军修筑的早已残缺不堪的炮台、碉堡也都重新利用，建设成了坚固的军事堡垒。
很明显，越南已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对中国的战争准备。
至此，中国长达20多年的援越努力终于为自己“制造”了一个敌人。
通观中越翻脸的全程，可以看出，现实的国家利益是决定性的原因，中越苏美各国的互动则推波助澜。越南在全国统一后要搞印度支那联邦；中国则在“文革”后调整政策，转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方面继续反对苏联霸权主义，一方面不再拘于意识形态而加强与西方的合作；苏联是追求南进印度洋，拉住越南从南方包围中国；美国则为抗衡苏联的全球扩张而需要与中国进一步合作。为了国家的战略利益，中国和美国走近，越南则倒向苏联。从政治上说，各方都是一拍即合，本也无可指摘。现实的国家利益当然是最重要的，谁也不想为他人做嫁衣，中国倒也不必过于痛恨越南忘恩负义。话说回来，当年新中国的工业体系还是在苏联的大力援助下建立起来的，周恩来去莫斯科要东西那也是狮子大开口，甚至连原子弹样品赫鲁晓夫都答应给了。结果中苏反目后中国也是把赫鲁晓夫骂得狗血淋头，连带苏联的辛苦援助也不提了，还将因国内政策错误导致的三年大饥荒归咎于“天灾”和“苏联逼债”，弄得中国人民还都义愤填膺的。说到底，国际政治中需要的时候你情我愿，不需要的时候一拍两散，这才是常态。
对于越南来说，美国曾经是头号敌人，给越南带来了巨大的民族灾难。如今中国领导人与美国勾结到了一起，显然已经成为了共产主义的叛徒，为美国在亚洲的扩张政策张目。北京阻碍越南搞印支联邦，就是在替美国人出头。越南已经将中国的政策视为与西方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政策没什么区别，政治上与中国已是如同水火。再加上历史上的恩怨和地缘政治因素，以及苏联的影响，中越反目成仇便已不可避免，其他如华侨问题、边境问题等不过是衍生品。至于与中国为敌是不是真的符合越南的国家利益，以黎笋为首的越共领导人当时倒是自信满满。直到中越打了10年的边境战争，越南在柬埔寨没得到什么东西，国家搞得穷困不堪，黎笋也死了，苏联也快解体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也取得巨大成果了，越南才回过味来，赶紧与中国重修友好，搞起了自己的“革新开放”，越南国家也很快取得了巨大发展。这，就是最好的历史证明。
对于越南的反华行为，中国政府一开始采取了息事宁人的态度。为了能最大限度地维持和平，一忍再忍，一让再让，不仅多次向越南提出通过谈判解决争端，改善两国关系，而且在边境事件中，严令中国边防部队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不打第一枪。邓小平、李先念都曾亲自出马与黎笋、范文同等人进行会谈，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求得解决两党、两国关系中存在的问题。然而，越南将这一切认为是中国软弱可欺，更加有恃无恐，中越边境的动荡形势不仅没有得到改善，反而愈演愈烈。这时，邓小平采取了断然行动。1978年6月16日，中国关闭了越南驻昆明、南宁、广州的3个总领事馆。7月，中止了中国对越南和阿尔巴尼亚的所有援助。12月22日，中国通知有关国家的铁路部门，对越南暂停国际客货运输。邓小平决意甩开意识形态的包袱，重新界定中国与越南之间的关系。
邓小平的这一系列行动不是孤立的，背后是中国对越南的一个基本判断。即越南恶化和中国的关系，实际上是为了在东南亚地区进行扩张做准备。这可以在越南继控制老挝后，又不顾中国的劝告不断威胁挑衅柬埔寨上看出来。而越南的后台是苏联，越南在东南亚的扩张，又是苏联南进战略的一环。苏联是当时对中国威胁最大的敌人，越南和苏联勾结，不仅是东南亚地区紧张局势的根源，也是苏联从南方包围中国的背后一刀。中国已经尽了最大努力规劝越南，而越南利令智昏不加理睬，在称霸扩张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如果放任越南的玩火行为，不仅中越边境得不到安定，而且苏联的势力也会控制东南亚，从而对中国的软腹部形成战略合围，这样中国将无有宁日，中国的国家安全和战略利益将会受到严重损害。
在党际之间规劝无效，国家之间谈判无果的情况下，为了防止越南进行战争冒险，中国不得不开始考虑对越南采取军事手段的可能性。1978年6月，中共中央就下达了“有理，有利，有节，先礼后兵”的边防斗争指示。弄到这一步，也不是中国愿意看到的。就如朝鲜战争爆发之初中共中央即组织东北边防军北调应变一样，对于越南的穷兵黩武，中国进行必要的军事准备是可以理解的。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领导人都是从几十年战火考验中走出来的，把握战争对于他们来说确实是专业水平。
越南的靠山是苏联，中国要对越南采取军事行动，有一定的风险。因此，在大半年的时间里，邓小平合纵连横，极力拉拢西方和东南亚各国站到中国这一边来，以造成对苏联的威慑。1978年5月，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访华，和中国领导人探讨了建立反霸统一战线的问题。6月，美国劝服日本在与中国签订中日友好条约时保留反霸条款。10月，邓小平访问日本，签订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规定中日两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霸权的努力。这样，中美日三国联合抗衡苏联的局面形成。11月，邓小平先后访问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着手修补“文革”中与这些国家搞坏了的关系，同时提醒东南亚提防“东方的古巴”（当时古巴是苏联在拉美地区的跟班，为苏联在非洲打代理人战争。此处影射越南），号召各国联手孤立反对苏联全球霸权主义和越南的地区霸权主义。越南和苏联的咄咄逼人也确实吓着了这些国家，在共同的战略需要下，各方开始走近。中国的反霸外交取得了很大成果。
政治手段之下就是军事准备。1978年7月，中国同柬埔寨方面探讨了加强援柬的问题。中国和柬埔寨并不接壤，相隔遥远，只能采取海运援助的形式。当时越南并没有公开侵略柬埔寨，中国如果出动军队去柬埔寨，即便只为了支援，也是师出无名，反被越南抓住把柄，会在国际上陷于被动。如果只是运送军需物资去柬埔寨，就必须绕道越南南部海域到达柬埔寨的西哈努克港。中国的海军力量还很弱小，没有航空母舰，难以为运输船队护航。而柬埔寨的港口和铁路线都处在越南空军打击范围内，中国空军又鞭长莫及，海运援助实在风险太大。双方商讨再三，还是无果而终。
7月8日，越南人民军总政治局颁发了《关于新的形势和任务的教育提纲》，将中国作为了战争假想敌，强调越军要集中力量完成侵柬作战，然后打回北方对付中国。在战争的可能性越来越为明显的情况下，1978年9月，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召开作战会议，研究了中越边境的军事斗争形势，提出了初步的军事行动方案。当时并未做出正式决定，这只是一种未雨绸缪，下一步还要看形势发展而定。
看着中国强硬起来了，越南也开始心虚。越共中央特别讨论了中国将会采取何种行动的问题。但越南已无法回头，只能继续拉住苏联来抗衡中国，同时积极进行与中国的战争准备。1978年11月3日，《苏越友好合作条约》在莫斯科签字，双方规定了在发生战争时要互相支持，越南将南部港口金兰湾租借给苏联，使苏联海军终于可以南下印度洋。通过这个条约，苏越联盟与中美日联盟的对垒已经形成。与此针锋相对，1978年11月7日，解放军总参谋部在北京召集昆明军区、广州军区和云南省军区、广西军区主管作战的副司令员、参谋长、作战部长研究对越军事行动问题，开始向各军区征求意见。11月22日，中央军委召开作战会议，认为形势的发展已经使对越作战的准备变得必要起来，决定进行军事部署。11月26日，中央军委命令广州、昆明军区各出动1个师的战备值班部队，以野营训练为由向中越边境地区秘密机动，支援边防武装斗争。同时以实际行动牵制越南，支援面临越南严重军事威胁的民主柬埔寨。
12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军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扩大会议，终于决策发起中越边境自卫还击作战。这个决心是不容易下的。对越作战关系到军事、政治、外交的多方面斗争，十分复杂。建国以来历次边境战争都是由毛泽东直接指挥的，现在毛泽东已经不在了，谁能担起这副重担呢？人民解放军多年来受政治运动冲击而训练废驰，能不能打胜还很难说。并且苏越条约刚刚签订，打越南苏联可能要武力干涉，中国能不能顶得住也是很大的顾虑。所有一切，必须要统筹全盘进行考虑。
这次会议的内容至今没有解密。从后来的历史发展看，倒可以做如下推测：
从政治上说，越南充当苏联的打手，搞地区霸权，加剧反华排华行动，在边境上不断挑起流血事件，已经严重威胁了中国的地缘战略利益和挑战了中国的国家安全底线。如果任其行为，越南恐怕会变本加厉，将来更加不好收拾。晚打不如早打，对越南进行自卫还击，师出有名。用李先念的话说，叫作“甩他一耳光”，警告、惩罚他们一下。
从军事上说，人民解放军虽然历经政治运动冲击，但指挥层和军队领导骨干是经历过国内革命战争及抗美援朝战争的精英，有丰富的军事斗争经验，雄风犹在。中越两国国力毕竟相差悬殊，人民解放军的规模是越军五倍以上，正好可以借此战检验一下军队战斗力如何。即便打得不够理想，只要握有战略主动及有效控制战争规模，也掀不起多大风浪来，中国还是有这个自信的。
在国际上，中国广泛外交，已经争取到了西方和东南亚许多国家或明或暗的支持。打一仗，正好以实际行动支持柬埔寨人民的抗越斗争，可以提高反霸统一战线的士气。
比较关键的是苏联的反应，这也直接决定着中国是否敢于出兵惩越。总的估计来看，苏联的反应无非有四种可能：谩骂、威胁、小规模冲突、大规模边境战争或者入侵。前两种反应是肯定有的，小规模冲突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但是大规模边境战争和入侵的可能性比较小。因为苏联如果要大规模入侵中国，就需要相应进行战争准备。中国的块头太大，从苏共政治局作出决议，到大规模军事动员、调兵遣将、调运各种军事物资到远东，实行军事部署，到完成全部战争准备，至少需要几个月时间。而中国对越南进行的是边境浅近纵深的惩罚性质作战，到苏联做好准备中国早已经撤军了。
因此，综合国际国内形势，中共中央才终于下了惩越作战的决心。
当时的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是华国锋。华为人比较厚道、开明，虽然当时被称作“英明领袖”，但并不搞一言堂，而是实行集体领导。对越作战是中共中央集体决定的，关于怎样打与何时打的问题，中共中央委托中央军委副主席、解放军总参谋长邓小平来下最后的决心。这位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的总前委书记、“老帅们的领班人”、发起对越作战态度最坚决的老资格军人，毅然挑起了这副重担。邓小平代表中央军委亲自点将，以广州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担任广西方向总指挥，昆明军区司令员杨得志担任云南方向总指挥。由解放军总参谋部具体负责制订对越作战方案，策划和实施战役展开行动，调集广州、昆明、成都、武汉军区的部队紧急向战地集结，准备从广西和云南两个方向发起对越自卫还击战。同时，沈阳军区、北京军区、兰州军区和新疆军区所属部队也进入紧急战备状态，严密监视苏军可能采取的对越策应行动；空军司令员张廷发指挥全军空军执行国土防空任务；南海舰队也立即组建舰艇编队，随时准备护卫中国领海及岛屿。
12月8日，中央军委正式下达对越自卫还击作战命令，“为了支援柬埔寨人民反对越南侵略扩张的正义斗争，打击越南的反动气焰，牵制越南侵略行动，争取我国边境的和平稳定”，要求广州军区、昆明军区、成都军区、武汉军区的参战部队从秘密机动转为公开集结，迅速向指定地点开进，边开进边扩编，将乙种部队补充人员装备扩编为战时甲种部队，在1979年1月10日前完成一切战斗准备工作，然后等待中央军委命令发起对越作战。在东线集结4个军，西线集结2个军，作战口号为“牵越援柬，机动作战”，以越北边境浅近纵深的县级城镇为目标，以3-5天时间歼灭越军1-2个师，速战速决，震摄越南在东南亚进行扩张的气焰。
现代战争中，大军调动是保不住密的。美国和苏联的太空卫星很快就侦知了中国军队的行动。苏联将这一情况通报给了越南，引起了越共中央的紧张。经过紧急商议对策，一不做，二不休，越共中央决定迅速发起侵略柬埔寨的战争，速战速决，在中国军队完成作战准备前在柬埔寨造成既成事实，迫使中国取消武力惩罚。同时，越南命令中越边境地区的越北前线部队进入二级战备，不久又转入一级战备，呈一、二线配置，以应对中国军队的突然袭击。
在做好了准备工作后，1978年12月25日，越南出动10万大军兵分七路入侵柬埔寨。仅仅打了两周时间，民柬军队就弃城失地全面溃败。1979年1月7日，越军攻入柬埔寨首都金边，扶植起韩桑林傀儡政权，成立了所谓的“柬埔寨人民共和国”。波尔布特等民柬领导人率领残部退入柬埔寨和泰国边境的山区开展游击战。西哈努克亲王则坐上中国派来的飞机再一次流亡北京，打起了抗越救国的大旗。越军这一战打得干净力落，歼灭民柬军队6万余人，基本控制了柬埔寨主要交通线和大部分领土，一时震摄东南亚。
越南敢公然入侵主权国家柬埔寨，背后是深有算计的。第一，判断美国在越战中深受创伤，在全球处于收缩防御阶段，一段时间内无力重返印度支那；第二，欺负中国“文革”内乱方息，国力受损严重，很难有什么坚决的措施来阻止越南；第三，背后有苏联支持，联合国对越南也是鞭长莫及，国际形势正是千载难逢的机遇。越南一举拿下柬埔寨，统合印度支那三国，进而再威胁泰国，达到饮马印度洋的战略目标，此时不干何时干！以黎笋为首的越共高层也实在是有些胆大妄为，对于国际舆论的指责和中国的劝告一概不予理睬，终于被大棒打在了头上。
黎笋本人对于越共的影响是巨大的，是党内少见的强力型领导人，没有他，越南能不能走到这一步还很难说。黎笋在政治操作上是坚持越南的独立自主地位的，搞弃中投苏也是为了越南的国家战略，并不是要成为苏联的卫星国。苏联对此也心知肚明，双方是因需要而勾结。黎笋在赌中国不敢出手，在当时确实也有一定道理。中国毕竟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会和另一个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开战而让资本主义国家看热闹吗？这在意识形态上的损失是巨大的。况且中国内乱甫定筋疲力尽，而越南刚刚统一气势正盛，还有苏联与越南订有军事同盟性质的友好条约，中国敢背对苏联向越南开战吗？岂有此理呀！
只可惜，黎笋遇到了一个强大的对手，使他的如意算盘落了空。这个对手，就是第三次复出的邓小平。中越终有一战，决定了亚太地区乃至世界格局20年的走向，其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越南跟着苏联越走越远，不仅没有赶上世界产业大转移的黄金机遇，反而因穷兵黩武而国势日困，最后苏联解体，越南不得不改弦更张，却也耽误了十年宝贵的发展时间。而中国甩脱意识形态的羁绊，一战而融入以西方为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中去，赢得了宝贵的发展机遇，终于使中国经济起飞，国势日益强盛。这，就是1979年中越战争的历史意义。
面对越南公然侵柬的嚣张气焰，中央军委于12月31日再次召开作战会议，决定扩大对越作战规模，将进攻目标由边境县级城镇升级到省会城市，时间延长到15-20天，歼灭越军3-5个师，支援柬埔寨的抗越斗争。在西线云南方向增加3个军，除莱州方向增加1个军参战外，又增调2个军作为战役穿插部队，计划从云南接壤老挝边境地区打出去，攻克奠边府，迂回越西北，给越南以沉重打击。
1979年1月23日，中央军委最后一次召开对越作战会议，最终确定了对越作战的决心和行动方案。因为越军在柬埔寨的进展太快，柬埔寨的局势已经无法挽回。为控制战争规模，迂回越西北的战略行动最终取消，增调的2个军转到东线广西方向作为预备队。中央最终确定对越作战的口号是“自卫还击，保卫边疆”，要求参战部队不管付出多大的代价和牺牲，也要完成这次作战任务。首战必胜，速战速决，速歼速回。最迟到1979年2月15日前完成一切准备工作。
至此，广西、云南边境已是帐篷连城，大军云集，战争的钟表开始了倒计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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