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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问西东背后大学——西南联大
发于2018-01-26 我有话说评论
很多专家都说过这样一句话:西南联大是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
这所只存在了8年的“最穷大学”,却被誉为“中国教育史上的珠穆朗玛峰”。
8年时间,西南联大虽然只毕业了3882名学生,但走出了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4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8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171位两院院士及100多位人文大师。
2016年,中国启动了大学“双一流”建设:到本世纪中叶,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数量和实力,双双进入世界前列。
要实现“双一流”目标,不妨向西南联大取取经。
联大长征
1937年8月28日,本是个平常日子,但因为一封公函而成了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个特别日子。
这一天,北大、清华、南开三校校长,接到了来自国民政府教育部的公函。公函要求:三校南迁长沙,联合组建长沙临时大学。
一个多月前,“七七事变”爆发,硝烟弥漫的北方,已容不下一张安静的课桌。
长沙临时大学旧址
11月1日,长沙临时大学开学。但课桌未稳,部分教授和学生还没到来,长沙的天空就响起了空袭警报。淞沪会战失败,上海沦陷,
1937年12月,南京又陷落。日军进逼武汉,长沙立成危卵。
“国家亡了可以复兴,文化亡了就全亡了。”为了保住文化血脉,临时大学决定西迁。
“兵分三路,水陆兼进前往昆明。”其中一路,完全徒步,得翻山越岭3600里才能抵达昆明。
“中国教育史上最伟大的长征”就这样开始了。
“长征”路上的西南联大师生
清华泰斗陈寅恪的父亲,乃著名爱国诗人陈三立。日军打进北平后,陈三立绝食而亡。陈寅恪正忙着为父亲办丧事,日本宪兵队却送来了请柬,邀请陈寅恪到宪兵司令部做客。
陈寅恪知道,若拒绝去日伪大学任教,肯定会遭到日本宪兵的迫害。于是,父亲丧事还没有办完,他就含着悲愤悄然离开了北平,汇集到“联大长征”的南迁队伍之中
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历史学家陈寅恪
学者闻一多拿着几本书,带着孩子就加入了长征。当时,日本人公开承诺:“留下来教学,照样保证丰厚年金。”作为教授,像闻一多,可以有保姆、有厨师、有车夫,还可配两个文书,生活舒适又体面,但他一声“呸”就拂袖而去。
教授赵忠尧,为把50毫克镭带到昆明,冒着杀头危险,化装成难民,“天涯孤旅,千里走单骑。”把装镭的铅筒,贴身紧抱在怀里,坐火车时,数天数夜不敢合眼。抵达昆明时,胸膛已烙上两道血印,但赵忠尧却为此雀跃不已,因为他保全了中国高能物理的全部家当。
闻一多
1937年,北平沦陷时,北大教授邓一哲的儿子邓稼先正读高三。在一次日本人召集的聚会上,邓稼先怒不可遏,撕掉了日本国旗。当晚,志成中学校长赶到邓一哲家,“开始追查了,赶快把孩子送走。”临别之际,邓一哲对邓稼先说:“儿啊,你要学科学,学科学为国家。”
邓稼先逃出北平,辗转跋涉来到昆明。“我随后考入了西南联大物理系。”后来,邓稼先成为“两弹一星”元勋。
李政道几乎和邓稼先有着相同经历:高中一毕业就遇上日军入侵,经历九死一生,才从沦陷区逃到云南,进入西南联大物理系,师从吴大猷,1957年,他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1938年2月,“联大长征”队伍抵达常德县。   1938年4月28日,经过数月跋涉,“联大长征”队伍终于抵达昆明。这段艰苦卓绝的长途迁徙,在中国教育史上绝无仅有,后人将其称为“中国教育史上最伟大的长征”。
这一场旷世的文人长征,不仅保存了中国文化的精英血脉,更开启了中国教育史上的“壮丽探险”。
六天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成立,“西南联大”这个熠熠生辉的名字由此诞生。
刚毅坚卓
到昆明后,西南联大没有校舍,主要租借民房、中学、会馆上课。为了恢复正常的教学功能,学校把大部分经费用来购买了图书和设备。
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来到昆明后,校长梅贻琦请两人为西南联大设计校舍。两人欣然受命,一个月后,一个一流的现代化大学跃然纸上。但这个一流设计方案立马被否,因为学校拿不出这么多经费。
此后两月,梁思成把设计方案改了一稿又一稿:高楼变成矮楼,矮楼变成平房,砖墙变成土墙。
1938年,西南联大教授合影,左起周培源、梁思成、陈岱孙、林徽因、金岳霖、吴有训
当梁思成夫妇交出最后一稿时,联大建设长黄钰生满脸无奈地说:“除了图书馆屋顶可以使用青瓦,教室、实验室可以使用铁皮之外,其他建筑的屋顶一律覆盖茅草,砖头木料再减一半,麻烦您再作一次调整。”
梁思成忍无可忍,冲进校长办公室,把设计图狠狠砸在梅贻琦办公桌上。“改!改!改!你还要我怎么改?茅草房?每个农民都会盖,要我梁思成干什么?”
梅贻琦把图纸一张张收好,歉疚地说:“思成,以你的大度,请再谅解我们一次。”
梁思成接过图纸,喉咙哽咽住了:“你知不知道农民盖一幢茅草房要多少木料?你给的木料连盖一幢标准的茅草房都不够!”
梅贻琦喉结上下滚动,声音颤抖:“思成,等抗战胜利后回到北平,我一定请你来建世界一流的清华园,算是我还给你的……行吗?”
半年后,一幢幢茅草房铺满了西南联大校园。
梁思成、林徽因设计的西南联大校舍
梅贻琦职位在政府可与总理平级,但他卖掉了汽车,辞退了司机,为了组建承揽工程与项目的学生服务社,以赚取外快贴补教师们的困苦生活,他几乎卖光了自己所有值钱的东西。
1940年后,梅家常连青菜汤都喝不起了,偶尔吃一顿菠菜豆腐汤就是过节。为了回请云南省主席夫人,梅夫人韩咏华变卖了自己所有的首饰。为维持一家生计,她只好上街摆摊卖米糕。
有次大雨,卖糕的梅太太被淋成了落汤鸡。梅贻琦接过篮子,把泡烂了的糕舀到碗里,一边吃,一边抹泪:“咏华,我对不起你。”
梅贻琦
物理系教授吴大猷为给病妻治病,每天不得不化装成乞丐,到菜市场捡剩骨头为妻子熬汤。后来,夫妇俩小茅屋遭日机轰炸,瓦缸里的面粉掺满了碎瓦片和泥沙,吴大猷只好把碎缸里的面粉捧起来,用洗面筋的方法把泥沙与淀粉洗掉,把仅剩的面筋留下来作为半月口粮。
费孝通的女儿是在凌晨寒风中出生的,那一夜,日寇飞机埋葬了他所有的家产。身无分文的他,用唯一的西装裹着孩子,从农民家里乞来了一件件小破衣褂。“孩子是穿百家衣长大的。”后来,费孝通女儿读大学时选择了农业,费孝通自己也成了中国农民的代言人。
西南联大遭日机轰炸
数学大师华罗庚的屋子被炸后,只好到西郊普吉附近找了个牛圈,把牛圈上头堆草的楼棚租下来。牛住下头,华罗庚一家住上头。每天很早,华罗庚就拖着瘸腿,步行十几里路去联大上课。晚上,又伏案于牛棚潜心研究学术。老牛常借柱子擦痒,搞得楼棚地动山摇,人坐楼棚上,就像喝醉了酒一般。棚里更是蚊虱成群,咬华罗庚充饥。 但就是在这样的牛棚里,华罗庚攻克了十多个世界级数学难题,为世界数学史开创了一门新学科——矩阵几何学。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中国知识分子素来清高,以谈钱财为耻。作为一个深受传统文化影响的知识分子,为维持一家生计,闻一多不得不挂牌治印,其内心之纠结和痛苦,可想而知.有一次,儿子闻立鹤不满父亲挂牌治印,怒气冲冲地责问:“这是不是发国难财?”闻一多听了,没有生气,沉思好半晌,末了说了一句:“立鹤,你这话我将一辈子记着。”淡淡一句话里,包含了多少辛酸啊!
不少学生从沦陷区两手空空跑到昆明,失去了家庭支持,几乎一贫如洗,只靠学校发放的一二十元补助金维生。学生潘琰总是最后一个去食堂,因为可用饭费一半价格买到锅巴,那锅巴一半以上是砂子、老鼠屎,连倒泔水的农民都不要,猪都害怕。潘琰把锅巴买回去,用开水淘一遍,然后再用盐巴水泡着吃。那时候,联大师生就是这样清苦。有次朱自清上街,被乞丐追着乞讨,朱自清被纠缠得无可奈何,说了一句:“别跟我要钱,我是教授。”乞丐听到这句话,扭头便走。连乞丐都知道:“教授教授,越教越瘦。”
西南联大校训:刚毅坚卓
虽然清苦,但师生们一片刚毅坚卓。为躲避日机轰炸,教授们住得很分散。有的每天要步行几十里路来上课,但从不迟到。刘文典说:“我宁愿被日机炸死,也不能缺课。”
孔祥熙拨十万大洋给学校改善条件,但联大师生全体投票,一致同意:“将这笔钱捐给昆明人民,以报收留之恩。”
1942年,教育部决定给25位兼行政职务的名教授,每人发放一笔“特别办公费”,但25位名教授联名致函拒绝:“抗战以来,从事教育者无不艰苦备尝,
十儒九丐,薪水尤低于舆台,故虽啼饥号寒,而不致因不均而滋怨。”
这就是刚毅坚卓,这就是文人风骨。
战乱年代,执掌一所大学,都是一件非常令人头痛的事。要执掌三所名校组成的联合大学,更是难上加难。联合大学,究竟该怎么管?
一开始,三校校长组成常务委员会,张伯苓、梅贻琦、蒋梦麟三人轮任主席。但三个和尚挑水往往不如一个和尚。
联大成立后,一系列矛盾开始显现。
最大的矛盾,就是职位配置。各校教授为此争得面红耳赤。情况严重时,甚至“群议分校,争主独立”。这时,北大历史系教授钱穆站出来,说了一句:“此乃何时?” 一听这话,教授们立即安静下来。北大校长蒋梦麟接着站起来说:“今夕钱先生一番话已成定论,可弗在此题上争议,当另商他事。”从此,再没有教授出来争抢职位。不久,南开校长张伯苓对蒋梦麟说:“我的表,你带(戴)着。”这是天津俗语“你做我的代表”的意思。然后,他去重庆开办了南开中学.不久,蒋梦麟对清华校长梅贻琦说:“联大校务还请月涵先生多负责。”然后,他也去重庆另兼他职. 就这样,为了避免三校之矛盾,张蒋两人把权力“让”给了梅贻琦。后来,傅斯年责怪蒋梦麟不管联大事。蒋梦麟说:“不管者所以管也。
一校三校长,好比一条裤子三人穿,如果三个人都去抢这条裤子,来回拉扯,什么都干不了,所以只能让一个人穿裤子。”
蒋梦麟的不争,成就了西南联大。如果争的话,就成西北联大了。”

抗战期间,国民政府曾想组建东南、西北、西南三所联合大学,但东南联大胎死腹中,西北联大先合后分,只有西南联大成功坚持了下来,这既得益于蒋梦麟、张伯苓的让,也得益于梅贻琦的“公”。“自从联大成立,梅公心中就只有联大,没有清华。”
清华有庚子赔款作后盾,设备经费远胜其它两校,但三校共用之。清华工学院建立了学生服务社,对外承包工程、建设房屋、开办工厂.当时三校在财务上各有各的“房头”,这笔钱本算是清华的“私房”收入,但梅贻琦却拿出来补贴其他两校。
在课程设计上,为了公平,联大开放性地放宽了口径,同一门课程,大家可以同时讲授,清华闻一多和北大罗庸都研究《楚辞》,观点截然不同,但两人都可讲《楚辞》。有一年,闻一多、游国恩和罗庸开讲《楚辞》,青年教师唐兰和彭忠铎也开了这门课,老师之间有如“摆擂台”一般,各自拿出绝活,吸引学生去听。这样的安排,不但体现了公平,而且促进了良性竞争,激发了学生的独立思考。不仅是课程设计开放,思想把关也开放,“校方从不干预教师和学生的政治思想。”不管是进步的、保守的,还是中间的,不管是国民党、共产党,还是无党派,虽各有所执,但都能以大局为重,互相包容。
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联大师生间真正做到了“君子和而不同”,正因为“兼容”,各方大师才纷纷投奔联大。因为她“合作无间,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
教授治校
1946年1月29日,文学院教授闻一多,为研究生王瑶毕业事宜致函梅贻琦(字月涵)——
月涵校长、光旦教务长先生大鉴:
中国文学部研究生王瑶申请举行毕业初试。兹定于二月十五日下午三时起在办事处举行该项初试。谨将有关事项开陈于后,即乞核定。
嘱文书科办通知,并乞嘱事务组届时照例预备茶点。至纫公谊,敬颂,道安。”
这封短笺,让厦门大学教授谢泳如今感慨万端:“从‘乞嘱事务组届时照例预备茶点’一语,可以想见当时教授的气派。”
梅贻琦接到公函,批示:照办,琦。
照办两字,可见教授地位之高。”谢泳说。这地位,就是联大倡导的“教授治校”。
1952年,艾森豪威尔出任哥伦比亚大学校长,他在致词中称教授们为“雇员”,后来的诺奖得主物理学教授拉比说了一句名言:“教授不是哥伦比亚的雇员,教授就是哥伦比亚大学。”但梅贻琦有句名言,比拉比说得更经典:“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梅贻琦说。
那时大学教授可以自由流动,只要有才有实力,不必害怕校长,觉得这所学校不爽,换一所同样教。梅贻琦很清楚:“是因为有了教授才有大学,而不是有了大学才有教授。”所以,他极其推崇教授治校。
尊重教授,是办好大学的第一要事。所以西南联大成立了教授会。教授会是联大最高学术机构,由教授和副教授选举产生,处理学术事务.教授会每年选出11名代表,参加校务委员会。校务委员会还包括校长、学院院长、教务长、训导长和总务长,大家一起商讨学校大事,制定各项规章.校委会秘书长是中国文学教授杨振声,教务长是社会学教授潘光旦,建设长是教育学教授黄钰生.校务委员会中绝对没有非教闲杂人,所以也就没有外行领导内行的问题。当年联大每决定大事,都要先考虑教授们的反应,看看能不能过了他们这一关。”谢泳说。 教授治校,不仅体现了对高级知识分子的尊重,也最大程度地激发了他们对教育事业的参与。
联大学校里流传着一首诗:“大概或者也许是,不过我们不敢说。可是学校总认为,恐怕仿佛不见得。” 这首诗说的就是校长梅贻琦。梅贻琦在种种事情上从不断然决定,而喜欢用这些词语来谨慎表达意见。 教授们提出管理学校的策略,梅贻琦发表意见通常只说三个字:“吾从众。”但每一个“吾从众”后,处事却极其坚定。所以梅贻琦便有了“寡言君子”的雅号。 正因为梅贻琦的无为而治,教授治校才得以成为西南联大的标志。陈寅恪说:“假使一个政府的法令,可以和梅先生说话那样谨严,那样少,那个政府就是最理想的。”
1938年11月,西南联大作了一个震惊全国的决定:聘请“乡下人”沈从文为教授。当时,西南联大的教员,大多都是留学欧美名校归来的名师,再差也是北大、清华等国内顶级学府毕业,并已在学术界取得显赫成就的人。而这位沈从文,论学历,小学没毕业;论学术研究,他是作家,没任何学术著作。但梅贻琦根本不看重这些,“我看的是才华”。唯才是举——这就是西南联大的用人标准。
“1939年,我在西南联大入学那年,学校又干了一件震动全国的大事,聘请钱锺书、华罗庚、许宝騄当了正教授。那一年,这三位先生都只有28岁。”“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得主何兆武说。
就因为唯才是举和尊重教授,西南联大才成为大师们的“向往之所”.北大哲学系教授黄枬森,曾撰文回忆他在联大读书期间的课表,“国文老师是沈从文,英语老师是李赋宁,物理老师是吴有训,中国通史老师是吴晗,公共伦理学老师是冯友兰。我还选修了数论和《庄子》,老师分别是华罗庚和闻一多。 这阵容,简直太豪华太奢侈了。
西南联大大师云集,从文学院教师名单便可窥斑见豹
“教授中的教授”陈寅恪,能用13种文字阅读,学问之博大精深,被傅斯年誉为“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陈寅恪教历史,上课第一天就说,“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我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陈寅恪的课,旁征博引,指点中西,内容涉及历史、宗教、语言等多方面,能完全听懂他的课的学生凤毛麟角,但却吸引了冯友兰、吴宓等教授去旁听。
著名学者许渊冲说:“哈佛大学也找不到陈寅恪这样的‘四不讲’教授。”大师们极重创新,素以照本宣科为耻。正因如此,才创建了一系列奠基性著作。
汤用彤写下《中国佛教史》
钱穆写下《国史大纲》
冯友兰写下《贞元六书》
金岳霖写下《知识论》《论道》
陈序经写下《文化学系统》
潘光旦写下《优生原理》《性心理学》
王力写下《中国现代语法》《中国语法理论》
华罗庚写下《堆垒素数论》
吴大猷写下《多原子分子的机构及其振动光谱》

周培源写下《湍流理论》

赵九章写下《大气之涡旋运动》

孙云铸写下《中国古生代地层之划分》

…………

这些论著,后都成为各学科的奠基之作。

大师们完成了一大批奠基性论著

唱京戏,“王帽”不是主角,大学,亦同此理,校长不是主角,主角是教师。

“校长不过是率领职工给教授搬椅子凳子的。”这是梅贻琦说的另一句名言。他不仅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正因如此,这所很穷很破的大学,汇聚了300多位中国最负盛名的老师。

学生们正在上课

5

思想独立

1939年,陈立夫做教育部长后,以战争为由,要管制西南联大,“做院长的人,一定要加入国民党。”

对此,西南联大不以为然。
法商学院院长陈序经公然抵制:“如果让我加入国民党,我就不做这个院长。”教育部对梅贻琦一再示意,“要开除闻一多等进步教授。”但是梅校长一直拖延不理。

联大教授会因此撰文说:“对于大学,国家社会要持不干涉的态度,要予他们研究的自由、选择人才的自由。”

下课了

哲学家、黑格尔研究专家贺麟当年在联大写过一篇《学术与政治》:“学术在本质上必然是独立自由的,不能独立自由的学术,根本上不能算是学术。学术是一个自主的王国,她有她的大经大法,她有她神圣的使命,她有她特殊的范围和领域,别人不能侵犯。”

针对当时把宣传灌输与教育混为一谈的情况,社会学系教授潘光旦批评说:“教育者的职责是指导学生如何思考,而不是思考什么。”

没有拒绝与权势苟合的信念,就没有学术与思想的独立与进步。所以西南联大始终坚守“思想之独立”。

西南联大图书馆

1941年,教育部强制要求:“西南联大必须开设三民主义课。”此举遭到联大师生的强烈抵制。

学生马灿华撰文说:“即便三民主义是正确无误的思想,它也得在思想的市场上自我证明。”

1942年,陈立夫三度训令西南联大,要求联大务必遵守其核定的应设课程,统一全国院校教材,统一考试等新规定。

联大教授会对其规定逐条予以批驳:“盖本校承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之旧,一切设施均有成规,行之多年,从不敢谓为极有成绩,亦可谓为尚无流弊,似不必轻易更张。”

最终,联大没有采用统一教材,保住了教育的独立、自主与尊严。

化学系在做实验

蒋介石想拉拢傅斯年做国府委员,但被傅斯年断然拒绝。于是,蒋介石转而想拉胡适。傅斯年便写信给胡适,劝其保持名节:“借重先生,全为大粪堆上插一朵花。”
西南联大教员不做官,但不表示不议政。蒋介石“最害怕起立质询的参政员”有4位:张奚若、罗隆基、周炳琳、钱端升。而这四位,都是西南联大的教员。

张奚若常常当着蒋介石的面,发言批评国民党的腐败和独裁,一次,蒋坐不住了,插了一句:“欢迎提意见,但别太刻薄。”张奚若一怒之下,拂袖而去。

第二年,当局寄来路费,邀他再去重庆,他当即回电一封:“无政可参,路费退回。”

西南联大常委会会议记录

北大老校长蔡元培有一个著名主张:“教育事业当完全交与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的影响。”

这个主张在西南联大得到很好继承。后来,不少专家这样总结:“西南联大学术之所以能彪炳史册,就在于很大程度上摆脱了外界的干预和控制,保证了思想之独立、学术之自由。”

云南师范大学教授、西南联大研究者杨立德写过一本《西南联大的斯芬克斯之谜》。他在解谜时这样说:“联大成功的原因很多,其中一点是她就是大学本来的样子,而不是衙门。”

西南联大地质系学生在考察中

6

学术自由

1980年代,沈从文出国访问,研究联大的外国汉学家问他:“抗战条件那么苦,为何西南联大八年培养的人才,超过了战前北大、清华、南开30年人才的总和?”沈从文回答了两个字:自由。

1940年就读联大的学生心田这样说:“你想知道什么是联大吗?这里没有升旗早操,更没有纪念周训话,也不像别的大学,进去有一个月新生训练,灌输你什么校史和总裁言论。”

西南联大学生,著名诗人穆旦

西南联大做学术有多自由?教师在讲授内容、教学方法和学业考评方面,几乎拥有全部的主动权和决定权。
联大学生、小说家汪曾祺回忆说:“老师讲课绝对自由,讲什么、怎么讲,全由自己掌握。”正因自由,教授们极重创新,“都以开创性见解为荣,以照本宣科为耻。”

教授之间,观点争奇斗绝,蔚成风气。如贺麟欣赏王阳明“心外无理”说,反对理在心外,而冯友兰的思想观点则正好相反。但不管是贺先生还是冯先生,都很受学生尊重。

旁听,更是在联大蔚然成风,不仅学生可随意旁听老师的课,老师之间也互相旁听。闻一多与沈有鼎,两人同开“易经”课,经常互相旁听。旁听意味着自由选择,意味着开阔视野,意味着学术对话。

部分教师及家属

联大学生、诗人郑敏后来回忆说:“我觉得西南联大教育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教授所教的东西跟他所学的东西是融为一体的。所有教授跟自己思考的问题合成一身,好像他的生命就是这个问题的化身,他们的生活就是他们的思想,无论什么时候都在思考,这对我熏陶极深,这种无形的感染比具体知识的传授要大得多,像是注入了一种什么东西到我的心灵里面,以后我对艺术的尊敬、对思考的坚持,都是从这里来的。”

吴晗在学校演讲

联大学生、后成为清华教授的何兆武,这样评说联大“学术自由”对他的影响,“学术的生命力就在于它的自由,不然每人发本标准教科书,自己看就行了。老师照本宣读成了播音员,学生也不会得到真正的启发。比如学习历史,孔子哪一年生哪一年死、怎么周游列国等,教科书上都有,根本用不着老师讲。老师的作用在于提出自己的见解启发学生。联大老师各讲各的见解,对于学生来讲,比死盯一个角度好得多。我的思路因此而开阔,逐渐形成自己的判断。”

西南联大部分教师合影

联大对学生的管理也很自由。在联大,学生转系相当容易,“我从外语系转到哲学系就填了一张表格,其他什么要求都没有。好多人入学后发现不喜欢原来所报考的专业,于是纷纷转入自己喜欢的专业。”诗人郑敏说。
在课程设计上,联大也放得很宽,让每个学生都能自由选择。

“但学校也有一项硬性规定,文法学院学生至少必修一门自然科学,可以在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生理学、地质学中任选。而不论文理工,所有学生都必修中国通史、西洋通史、大一国文和大一英文。”郑敏说。

为何强调自由选择又作出硬性规定?因为西南联大提倡“通才教育”。梅贻琦说:“通才为大,而专家次之。”

著名翻译家赵瑞蕻先生回忆——

1939年的一天,我在教室静静看书,忽然有七八个人嚷着推门进来,一看,竟是华罗庚先生和几位学生。

他们在黑板前的椅子上坐了下来,一个人拿起粉笔就在黑板上验算起来,写了许多方程式,边写边喊:“你们看,是不是这样?……”

又一个人站起来大叫:“你错了,看我的!”他走上前去,在黑板上飞快书写。

跟着,华先生一瘸一瘸地走过去说:“诸位,这不行,不是这样的……”

后来,几个人越争越烈、越吵越有劲,大约吵了半个多时辰,听见华先生说:“十二点了,先去吃点东西,我请客!”

这样的“师生争论与打擂”在联大随处可见。数理逻辑学家王浩回忆当年读书时说:“教师之间,学生之间,师生之间,不论年资和地位,可以说谁也不怕谁。课堂上,学生可以直言指出教师的错误,而教师不会生气,反而对学生更加欣赏。那时,做学问的风气就是这般纯良。”

西南联大操场

在西南联大,最可贵的就是师生之间,存在一种平等诚挚的教学相长的风气。平时学生考试,不必按教师讲义来答卷,意见与教师相左,只要有根据,也可拿高分。

曾经有个同学不同意讲课教授的观点,宁可放弃学分,也不再听这位教授的课。但教授很大度,同意该生不听课,“学期结束时交一份合格的课程论文就行。”后来,这位同学交了篇反对老师观点的论文,因质量较好,竟得到教授高分。
— 本帖被 jxw 从 灌水回收 移动到本区(2018-01-26) —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是中国抗日战争期间设于昆明的一所综合性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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