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九银十”向来是婚庆高峰，加之受疫情影响上半年许多婚宴推迟，一些人选择在这个十一假期举行婚礼。有网友调侃，9月份的工资都给了国庆结婚的。

除城市外，越是在基层、在农村，人情关系社会网交织得越密，“人情消费”越不可避免。村民间原本联系紧密、充满温情、相互照应的人情往来已经逐步演化成“婚丧嫁娶酒席泛滥”等形式的“人情之痛”。为何“礼尚往来”变味成了“人情负担”？一起来看。

表现

一是“人情整酒风”，它是指部分农村地区的农民通过频繁办酒席来收取人情礼金，导致人情泛滥、酒席成灾。农村“人情整酒风”首先是突破了人情名目，在生命周期的节点之外找“事由”办酒，如建房、考学、买车、开业、立碑等。办酒席的名目增多，使得农村人情周期急剧缩短，从过去十几年才办一次酒发展到两三年或一两年办一次，有的农民家庭甚至每年都办酒席。酒席泛滥让很多农户不堪重负，农民私底下情绪很大，都不想去赶一些无事找事的人情，但是同时又被这种社会风气控制着，为了收回送出去的礼金，不想办、讨厌办的农民也不得不找事“整酒”。农民家庭为了多收人情，不仅突破人情名目和周期多办酒席，还将过去没有人情往来的人邀请来吃酒席，从而将这些人纳入到自己的人情范围。这样就会使得每个人的人情范围都在扩大，吃酒席赶人情的次数增多，相应的“人情负担”也就不断增大。

二是大操大办风。如果说“人情整酒风”主要目的是多办酒席多收人情礼金的话，那么大操大办则是通过扩大酒席规模和提高酒席档次来达到炫耀财富、身份和地位的目的。大操大办风有两个主要表现，一方面是扩大酒席规模，酒席规模越大，在场面上就越有气势，说明农户家庭广交朋友和广结善缘，进而也就表明自己混得成功，在村庄里凸显自己的面子和荣耀。在江浙沿海农村，较为富裕的农民家庭一次酒席有多达两三百桌的规模，一般也有一百桌左右。其二是酒席的档次，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宴席的档次，包括菜肴和烟酒。在江浙沿海地区，婚宴已经普遍超过了5000元一桌，上层农户家庭有的接近1万元一桌。高档的烟酒包括茅台、上等红酒、软中华等。另一方面是攀比酒席布置档次，如戏台布置、拱门个数等。

三是庸俗表演风。近些年，农村酒席一般都会伴随着戏曲歌舞表演，它原本是“红白喜事”仪式过程的一部分。但是在一些农村地区酒席上的歌舞表演越来越庸俗化和低俗化。在这些农村地区，无论是“红喜事”，还是“白喜事”，一般都要请职业的歌舞团助兴，以增加办事的人气，看热闹的人越多就越彰显主家的面子和地位。为了增加人气，主要有两种办法，一种是请多个歌舞团轮番表演，通过填补所有空白时间来留住和吸引看热闹的人。另一种是在节目内容和形式上下功夫，来吸引村民们的眼球，因此一些涉及低俗的小品段子表演便在农村的舞台上出现了。

危害

首先，农村的“人情之痛”会造成了巨大的资源浪费，增加了农民的经济和精神负担，甚至带来致贫返贫的问题，影响农村脱贫攻坚。“人情整酒风”、大操大办风和庸俗表演风不仅直接制造了浪费，也给吃酒席的人带来了人情负担。农村人情酒席越密集，农户的人情就越多，负担也就越大。尤其是对于中西部农村的农民来说，收入来源本来就不多，整体收入并不高，年收入中的一大部分用于人情开支，会缩减家庭其他方面的开支，影响家庭生活的水平和质量，阻滞家庭发展。

其次，农村的“人情之痛”带来了农民之间人情的异化。人情的异化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人情形式的异化，也就是指酒席越办越多，以前不能用来办酒席的事由也可以用来办了。人情的周期被打破，过去只要在人生转折点上才能办的酒席，现在“隔三差五”就办。赶人情的形式强行改变，本来酒席是人情双方沟通的重要方式，现在很多是“钱去人不去”，完全没有了人际交往的意味。另一个是人情功能的异化，也就是人情的社会纽带功能失去了传统的意义，甚至走向了反面。

再次，农村的“人情之痛”造成了农村社会关系的功利化。一是相互之间算计成分增加。农民不仅在算计自己送出去的人情礼金的数量，以及想着法子怎么通过办酒席收回人情礼金，还要算计着怎么从其他农户手中收取更多的人情礼金。二是农户办酒席不再考虑他人的感受和社会舆论，一切以自我为中心，从自身利益最大化出发。三是农户之间的攀比愈发激烈。在人情酒席中，农户之间不仅攀比办酒席的次数和收入人情的数量，还攀比赶人情的数额；不仅攀比办酒席的规模和档次，还攀比歌舞表演的热闹程度。

最后，制造了民俗文化异化的风险。农村人情及酒席中的仪式过程，是农村典型的传统民俗文化，具有整合农村社会、滋润农民文化生活、传承优良传统、净化社会风气的功能。而农村“人情之痛”则可能制造了农村民俗文化异化的风险，比如，大操大办的风气，使得酒席成为农户之间攀比炫耀的载体，失去了举办仪式本来的意义。

治理

实际上，农村内生规则的脆弱和再生产性的逐渐衰弱，是农村“人情之痛”的根源。那么，要有效治理农村“人情之痛”，就要在人情规范上下功夫。从调查来看，通过农村群众性自治组织制定约束性强的措施来治理“人情之痛”，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主要内容：

党和国家提供原则性倡议。党和国家对治理农村“人情整酒风”、大操大办风、庸俗表演风等不良农村社会风气要有明确的态度，从而在全社会形成正确的价值导向，使做这些行为的人没有底气，而阻止这些行为的人获得称赞。可以说，党和国家提供原则性倡议是治理农村“人情之痛”的最高权威，既契合了广大农民群众的呼声，也体现了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

基层组织给予政策性建议。从实践来看，基层党委政府对农村人情酒席的直接干预和运动式治理，容易激化与农民的冲突或引发舆论危机，不利于农村工作的展开。因此，在治理农村“人情之痛”过程中，基层党委政府可以依据各地实际情况制定相关的政策建议、指导建立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以及配合自治组织实施约束性强的措施。

群众性自治组织出台约束性强的村规民约。在治理农村“人情之痛”方面，各地的实践一般是在基层党委政府的指导下成立“红白理事会”，其成员由群众选举产生，有较强的群众基础，其制定约束性强的村规民约也由村民大会通过，约束村民的人情整酒行为，推动移风易俗，倡导节俭办事的新风气。譬如有的村庄“红白理事会”帮助村民小组内的农户来组织和操办红白事宜，对村民的酒席档次、仪式过程、办事天数、歌舞节目等进行规定，对不按村规民约办事的农户将予以警告和惩戒。

所以，治理农村“人情之痛”，党委政府、群众性自治组织和农民群众都是当仁不让的主体，一个都不能缺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