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什么都不如“内卷”这个词火，火到全家人都知道我们在外工作不容易。

电话里不催婚了，也不催生了，除了叫我回家工作，就是我爷爷的归乡三问：

“你们那个厂有多少人？”

“你们单位管不管饭啊？”“工作是计件啊，还是看坐班啊？忙不忙啊？”

我扯着嗓门回答他，人挺多，不管饭，工作有时多有时少。

爷爷听到了就点点头“是个大厂哦，你姑姑小时候也差点去做厂妹了。”

得了，就算见过凌晨两点的soho，在三里屯爱马仕排过队；只要你背井离乡外出打工，在你爷爷眼里也一样是“厂妹”。

也别觉得丢脸，在当年独自闯大城市的厂妹，可是中华独立女性先驱。

也就是十几年前吧，我还在村里玩泥巴的时候，“进厂”是件挺高级的事。

大院里读完初中的哥哥姐姐们，一毕业就背着牛仔布的行李包，坐上南下的火车。

去广州、深圳、东莞，进厂打工。

夏天出发，春节回家。短短几个月，再见面都跟变了个人一样。

染了头发，打了耳洞，穿着鲜艳的衣裳，嘴里时不时蹦出几句广东话。

花钱十分大方，给老人买新衣服新鞋子，带家里的小辈去赶集买零食。

几个都在外打工的年轻人常常聚在一起，说“我们厂怎样怎样”“他们厂那边染头发贵些”。

或者是“外头衣服好便宜哦”“屋里厨房好腌臜，还是外头好“。

院里的小孩儿特别喜欢围在他们身边听，聚精会神。

直到炊烟升起，父母老人远远喊一句：“饭弄好了。”他们才结束话题各自回家。

打工妹在乡村里很受看重，因为见过世面，因为往往是一家人中最强的生产力。

她们是村里最先走进新时代的人，给乡村带来了十足十的冲击。

从那以后，所有外地的工作，在我爷爷那一辈人眼中都成了进厂。

外面城里人对打工妹的歧视，被拦在乡村的结界之外。

我吃过她们从南方带回来的巧克力，戴过她们花样新奇的发卡。

我觉得她们又漂亮又厉害，直到后来渐渐长大，从父母老师的口中得知，我不能成为打工妹，我要做一个大学生。

说起来那好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久到身边的人，已经开始讨论“关注她们”和“凝视她们”的分寸。

其实哪有那么遥远。

我爷爷现在还是认为我是厂妹，用他熟悉的语言，是叫厂里的打工妹。

他和老家一样缺乏精力，去学习公司、单位、集团的新概念，北漂广漂上漂的年轻人，在老家人眼里都不过是进了远方的工厂。